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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俊”
不“俊”
，外国人很难体会，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是不能不注意的。
有一个法国记者到家里来采访我。
他准备了很多问题。
一上来就说：“首先我要问你一个你自己很难回答的问题：你认为你在中国文学里的位置是什么？”
我想了一想，说：“我大概是一个文体家。”
“文体家”
原本不是一个褒词。
伟大的作家都不是文体家。
这个概念近些年有些变化。
现代小说多半很注重文体。
过去把文体和内容是分开的，现在很多人认为是一回事。
我是较早地意识到二者的一致性的。
文体的基础是语言。
一个作家应该对语言充满兴趣，对语言很敏感，喜欢听人说话。
苏州有个老道士，在人家做道场，斜眼看见桌子下面有一双钉靴，他不动声色，在诵念的经文中加了几句，念给小道士听：
台子底下，
有双钉靴。
拿俚转去，
落雨着着，
也是好格。
这种有板有眼，整整齐齐的语言，听起来非常好笑。
如果用平常的散文说出来，就毫无意思。
我们应该留意：一句话这样说就很有意思，那样说就没有意思。
其次要读一点古文。
“熟读唐诗三百首”
，还是学诗的好办法。
我们作文（写小说式散文）的时候，在写法上常常会受古人的某一篇或某几篇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
老舍的《火车》写火车着火后的火势，写得那样铺张，没有若干篇古文烂熟胸中，是办不到的。
我写了一篇散文《天山行色》，开头第一句：
所谓南山者，是一片塔松林。
我自己知道，这样的突兀的句法是从龚定庵的《说居庸关》那里来的。
《说居庸关》的第一句是：
居庸关者，古之谈守者之言也。
这样的开头，就决定这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散文，处处有点龚定庵的影子，这篇散文可以说是龚定庵体。
文体的形成和一个作家的文化修养是有关系的。
文学和其他文化现象是相通的。
作家应该读一点画，懂得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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