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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定确切。
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
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
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
治丧完毕，陈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
他又一次拒绝，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
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以示讽刺。
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
陈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
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
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
1962年，他的右腿跌骨折，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
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
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
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
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寒柳堂记梦》。
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
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
的气概。
"
“文革”
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
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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