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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
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
陈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
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
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
之句。
有《诗存》问世。
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陈寅恪的“四不讲”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
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
陈寅恪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广为学界所尊崇。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
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
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
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
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
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
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
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
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
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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