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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罗有时也邀请克拉克和英国广播公司其他编辑到其哈勒姆街附近的公寓做客，喝上几杯美国波本威士忌，继续他们的讨论。
其中一位参与者回忆说：“大家都把默罗看作自己人，绝不仅仅因为英国广播公司为他提供了办公设施，而是因为他完全和我们是一路人……大家很快接受了他，他是纯美国人的做派，我们则是纯粹英国人的风格。
然而，我们却走着同样的道路。
在广播公司大楼里，爱德华·默罗的名字如雷贯耳，和我们成了一家人。”
在战争前八个月里，英国和法国都认为这是虚惊一场，是德国的恫吓，默罗和英国广播公司甚至没有什么值得报道的重大新闻。
英法两国只是向敌人领土散发了几百万份传单，对德国实施了海上封锁，又向位于德法边境、被法国人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象征性地派出了几个巡逻队。
然而，希特勒在1940年4月入侵挪威、丹麦之后，局势急转直下。
一个月后，德国装甲部队横扫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攻入法国。
6月，法国投降。
英国以不到德国十分之一的武装力量开始独自面对希特勒的战争铁蹄。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靠自己煽动性的演讲将国人的士气鼓动起来，然而，口头上的鼓舞远不能抵挡德国人的侵略。
英国外交次长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Alexander）在日记中写道：“就我看来，英国不紧不慢地做了几年战争准备，最后还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一份政府报告评论说：“人们四处奔走，好似末日将临一般。”
肯尼迪大使再次建议在英美国人回到美国，包括多名记者在内的数千名美国人听从了他的建议。
珍妮特·默罗的父母也催她赶紧回国，但被她断然拒绝。
“一年前我们就决定甘冒风险留在英国，”
她在信中写道，“英国即将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此时此刻，我不可能为了独善其身而选择抛弃这里，希望二老理解。”
在大批美国人离开的同时，另外一些美国人却来到欧洲，其中包括十几名美国记者，他们报道了同盟国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大溃败。
这些人包括美国最著名的新闻记者，他们从亚的斯亚贝巴、布拉格和马德里发回报道。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Hitchcock）从长相俊朗、爱酒如命的大记者文森特·谢安（ViSheean）的回忆录《个人历史》中获取灵感，导演的电影《海外特派员》，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记者。
著名战地记者昆汀·雷诺兹（QuentinReynolds）供职于《科里尔杂志》，有着同样丰富多彩的经历（他也是个酒精瘾君子）。
雷诺兹身材魁梧，体重高达220磅，《纽约时报》把他称作一位“充满热情之人”
，他的个性随笔与专题报道在美国大受欢迎。
法国沦陷后仍坚持留在伦敦的默罗和其他数十名美国人迎来了新同事，他们通力合作，为美国广播网络、报纸、通讯社和新闻杂志提供报道。
珍妮特·默罗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此前，从未有这么多的新闻记者汇聚在这个弹丸之地。
战争双方已做好你死我活的准备。”
有些英国记者对这些新来的美国同行们表现出某种不信任甚至敌意。
新闻纪录片制片人哈里·瓦特（HarryWatt）认为他们“对战争充满豺狼般贪婪的渴望，他们自己也承认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报道英国沦陷的新闻，希望看到整个欧洲都被征服，连新闻标题都早已拟好”
。
英国皇家空军与纳粹德国空军在1940年夏天的空中厮杀无法满足美国人对灾难性事件的渴求。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埃里克·塞瓦雷德此前曾报道过法国沦陷，不列颠之战进行到一半时，他来到英国。
他和两个同事用一块混凝土板、一个番茄罐头和一些枯萎的罂粟花临时拼凑了一个战争纪念碑，上面写着“三个媒体人死于等待入侵的无聊枯燥之中，1940年”
。
这样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
9月初的一个下午，天气暖和，令人昏昏欲睡。
默罗、文森特·谢安和纽约PM报社记者本·罗伯逊（Beson）一行来到伦敦以南几英里外的一处农田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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