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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二战”
期间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情报员，在其回忆录中他写道：“我很清楚地记得，他们刚到我们久经世故的情报局工作的时候，就像是刚从学校毕业的花枝招展的少女，懵懂无知。”
然而，没过多久，这些新手就认识到在戒备森严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内部究竟是如何操作的。
“事实是，英国秘密情报局在收集情报方面极其薄弱，”
美国战略情报局驻伦敦办公室首领大卫·布鲁斯（DavidBruce）在日记中写道，“他们送给我们的大部分报告和我们已经从欧洲其他情报机构所获得的一样。”
尽管克劳德·丹齐坚决反对，美国战略情报局仍坚持向欧洲其他情报机构开放自己的渠道，向他们提供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以借助他们的帮助，在欧洲大陆成立自己的间谍网。
在蓄意破坏方面，美国战略情报局与英国新成立的一个政府机构——特别行动处通力合作，该机构主要训练欧洲人如何进行颠覆行动和其他形式的积极抵抗行动。
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乡村豪华庄园里，挪威人、荷兰人、波兰人、法国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和比利时人被赋予新身份，并学习如何跳伞、操作无线传输器、读译密码、引爆炸弹以及如何近距离杀死德国党卫队成员。
然后他们就被送返回国去训练其他人。
1943年，在丘吉尔的命令下，挪威突击队摧毁了位于挪威的一个重水工厂，阻止了德国对原子弹的研制。
在诺曼底登陆前后，法国抵抗运动成员进行的破坏行动，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对盟军登陆和反攻法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
在比利时的地下组织阻止了德军炸毁安特卫普关键港口的行动。
波兰的抵抗运动是欧洲规模最大最成熟的地下运动，延迟并破坏了德军从波兰到东部前线的铁路运输，从而促成了德国对苏联进攻的瓦解。
抵抗运动对同盟国的巨大帮助也表现在，各个敌占国家的抵抗运动帮助营救了被困敌后的数千名英美飞行员返回英格兰，以及营救在德国占领区被俘虏的盟国军人并帮助他们来到英国。
例如，在比利时，一位名叫安德烈·德·容（AndréedeJongh）的年轻女子为英美军人设计了一条穿越她的祖国比利时、法国，一直到英格兰的“彗星逃跑路线”
，护送人员主要是她的朋友们。
而德·容自己也护送了一百多名军人穿越比利牛斯山脉安全到达中立国西班牙。
德·容及其同行明白，不论性别，积极参加抵抗运动比在战场或空战中作战要危险得多。
在西线，被俘虏的穿制服的军人都被送到战俘营，按照《日内瓦公约》处理。
但如果抵抗成员被逮捕，他们将面临酷刑、被送往恐怖的德国集中营，或被处以死刑。
那些暗中帮助英美军人的抵抗组织成员被抓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不管隐藏在哪个国家，大部分英美军人都不会说当地国家的语言，因此通常格外引人注意。
一位英国情报官员说：“很难把一个外国人藏在自己身边，尤其是当这个外国人是身高约1.9米的红发苏格兰人，或是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喜欢嚼口香糖的美国人。”
协助设计欧洲逃跑路线的某个英国机构的首领詹姆斯·兰利（JamesLangley）后来评估说，每营救一名英国或美国人，至少就有一名抵抗运动工作者为其付出自己的生命。
然而，安德烈·德·容设法使自己摆脱了这样的命运。
1943年1月，她被逮捕并被送往德国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尽管她坦率地承认设计了“彗星逃跑路线”
，但德国人却不敢相信一个年轻女孩能够设计出如此复杂的行动。
在19世纪晚期，时任英国首相的索尔兹伯里勋爵（Salisbury）不屑地宣称说：“英国没有主动招揽盟友，而是被动承认他们。”
然而，温斯顿·丘吉尔却不能这样嚣张。
1940年至1941年，由于英国面临着德国入侵的可能，丘吉尔首相需要结交任何可能的盟国来避免战败，不管该盟国多微不足道。
尽管遭到内阁成员和其他大部分政府官员的反对，丘吉尔仍坚持欢迎所有的流亡政府及其武装力量来到伦敦。
1940年6月，他对西科尔斯基将军和波兰人说：“我们要么一起战胜，要么一同被灭亡。”
当法国向德国投降时，夏尔·戴高乐是一位不起眼的政府官员，但却是最出色的陆军准将，并且他是唯一一位敢于公然谴责法国停止抵抗并来到伦敦的法国军官。
“虽然你独自一人，”
丘吉尔对他说，“但我承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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