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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4月，帕梅拉、埃夫里尔及其女儿离开了多切斯特酒店，搬进了格罗夫纳广场上一套宽敞的公寓，这套公寓和吉尔·怀南特的公寓同在一栋大楼里，所以大家很容易发现，首相的儿媳妇和罗斯福的《租借法案》代表人住在一起。
“人们发现他们住在一起，感到有点烦恼，因为他有妻子，”
帕梅拉的一位熟人说，“和他住在一起有点太过分了，欠缺考虑……我觉得她太笨、太没规矩了。”
当伦道夫·丘吉尔休假回家发现了妻子的不忠，他勃然大怒。
朋友们说，他生气并不是因为嫉妒哈里曼，而是因为哈里曼的背叛。
之前，在他父亲的要求下，他在开罗与哈里曼结交成为朋友。
伦道夫怨恨地指责自己的父母竟然在契克斯庄园，“在他们自己的屋檐下”
纵容通奸，仅仅因为哈里曼和美国人对英国的重要性。
“他言语粗俗，撕开了一个永不愈合的伤口，”
伦道夫和玛丽·丘吉尔的共同朋友阿拉斯泰尔·福布斯（AlastairForbes）说，“他说他的父母一定知道，而他的父母说自己不知道。”
据帕梅拉说，她现在与之疏远的伦道夫曾一度威胁说要把她与哈里曼的婚外情公开，这种情况“可能会对位高权重之人造成严重伤害”
。
为了平息他的愤怒，她同意“在英国另找一个地方居住……尽量远离他的父母”
。
（帕梅拉与哈里曼的风流韵事让伦道夫·丘吉尔数年来难以释怀。
在1961年华盛顿举办的一场晚宴上，他说：“当我远在军中时，埃夫里尔·哈里曼背叛了我，而且这竟发生在首相的家里。”
晚宴的主人问：“但是，伦道夫，当你远在军中时，你又和多少有夫之妇做过这种事呢？”
丘吉尔回答说：“也许是吧，但绝不会在首相的家里做这种事。”
——施莱辛格，《施莱辛格日记》第139页）
这对情人还面临着一个问题：玛丽·哈里曼发现了他们俩的关系。
同时，玛丽与乐队领队艾迪·达钦（EddyDu）也纠缠在一起，所以与其说这个红尘女子对丈夫出轨这件事本身感到烦心，毋宁说她是害怕别人知道这件事。
“把你的风流韵事摆平，千万别上报纸了，”
她在电报中对丈夫说，“否则你将面临美国史上最惨重的离婚代价。”
在痛苦地意识到与妻子玛丽离婚不仅会严重削减自己的财富，而且还会断送自己刚刚起步的外交事业后，哈里曼同意不再与帕梅拉联系，但很快就背弃了这个承诺。
“虽然埃夫里尔不能与她结婚，”
一个朋友说，“但他也不想放弃她。”
从哈里曼的公寓搬出来后，帕梅拉搬进了位于格罗夫纳广场49号的一套豪华公寓，这里在哈里曼公寓楼的拐角处，与康诺特酒店相对。
除了支付帕梅拉的房租外，她的情夫还为她提供了一辆汽车及汽油配给，并每年给她3000英镑的补贴金，这在当时算相当慷慨的一笔钱了。
在帕梅拉所住的那栋大楼里，只有她一人是英国公民，因此她逐渐地、完全地被美国人同化了。
她的大部分朋友和熟人都是美国人，她在客厅的书架上摆放着哈里曼、艾森豪威尔、哈里·霍普金斯以及罗斯福的照片——罗斯福的照片是他本人寄给她的。
在对罗斯福的感谢信中，她说：“我儿子还太小，不能从你和温斯顿的照片中分辨出你们俩。
我担心他会把你们两位都称作祖父。”
帕梅拉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招待新来的美国记者、将军和政府官员上——邀请他们参加晚宴，带他们四处参观；总而言之，就是向他们介绍伦敦。
珍妮特·默罗参加过帕梅拉举办的一次晚宴，但却感到格格不入。
她说：“除非你自己是个重要人物，不然没那么受欢迎。”
1943年秋季，帕梅拉主动提出到丘吉尔俱乐部工作，该俱乐部坐落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之后的一座庄严旧宅里，这里是专属入住阿什伯纳姆宅邸的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和加拿大军官、军人的聚会场所。
艺术史学家肯尼思·克拉克（KehClark）说，这里是美国达官显贵们“逃避嘈杂的军中生活”
、学习英国文化的地方。
这里会召开音乐会、讲座、戏剧读书会，但也会经常举办美国人参加的马蒂尼鸡尾酒派对，参加人员大部分是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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