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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有各式各样的朋友，或者说有各种用处的朋友，但能受到张大千由衷尊敬的朋友并不多，郎静山应是其中之一。
张大千笃于友情，他早年有个朋友，对于他的艺事之进步，颇有影响。
此人名谢玉岑，跟郎静山一样，亦是先与张善子为友，由兄及弟，与张大千缔交后，情好更密。
谢玉岑有常州才子之名，工诗词，民国二十四年因肺疾而殁。
当他在家居养疴时，张大千每隔一日，必往探病，他在《谢玉岑遗稿》序文中说：“方予识玉岑，俱当妙年，海上比居，瞻对言笑，惟苦日短。
爱予画若性命，每过斋头，徘徊流连，吟咏终日。
玉岑诗词，清逸绝尘，行云流水，不足尽态，悼亡后务为苦语，长调短阕，寒骨凄神，岂期未足四十，遽尔不永年乎!当其卧病兰陵，予居吴门，每间日一往，往必为之画，玉岑犹以为未足。
数年来予南北东西，山行渐远，读古人作日多，使玉岑今日见予画，又不知以为如何？”
文中谓“故人一去，倏忽六年”
，又起头有“庚辰之秋……数月来萦绪万端”
之语，则此文当作于辛巳春天，辛巳为民国三十年，与“倏忽六年”
之语正合。
时隔六年，张大千自视其画，已大不同于昔日，进境之猛，足慰亡友。
但若非谢玉岑爱其画“若性命”
，张大千为娱病中之友，力求画得多、画得好，就不会进步这样大。
这种无形的鼓励，与李秋君的有形督促，皆大有造于大千的艺事。
令谢玉岑安慰于泉下的是，他跟张大千的交情，由他的胞弟谢稚柳延续了几十年，直到张大千下世，始终不渝。
谢稚柳比张大千小十一岁。
当谢玉岑自知不起时，曾郑重地以爱弟相托，请张大千将谢稚柳列入门墙。
张大千当时表示：“你我交情如同胞手足，你的弟兄就是我的弟兄。
稚柳有兴趣学画，我一定尽我所知指点他，不必列名于大风堂。
手足之情，不更胜于师弟之谊？”
张大千不负所诺，对谢稚柳是另眼看待的。
谢稚柳爱好陈老莲的人物，张大千就拿珍藏的十二幅陈老莲的册页交给谢稚柳去临摹，以后一直没有要回来。
即此一端，可概其余。
张谢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是敦煌时期。
其时谢稚柳是“监察院”
院长于右任的秘书，于张同以美髯之故，结成忘年之交，所以张大千在力促谢稚柳赴敦煌的同时，写信给于右任请商，希望能予谢稚柳以假期，终得如愿以偿。
谢稚柳是民国三十一年到敦煌的，盘桓一年有余，与张大千同时离去。
他们一路同游榆林、西安后，入蜀分手，张去成都，谢回重庆。
在敦煌的一年多，对谢稚柳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大陆的谢稚柳拥有三个头衔：名画家、书画鉴定家、敦煌艺术专家。
一九八○年春，他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自上海到中大讲学，香港《新晚报》有介绍文说：“谢稚柳写画，是无师自通的，主要是看古画，看故宫的展品，看师友的藏品。
古画临得多，后来成了画家；古书画看得广，后来又成了书画鉴定家。”
不错，那是“后来”
。
在早年，亦就是从他胞兄去世到他赴敦煌的那七八年中，他还没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古书画，而他在敦煌年余受张大千之教，对于国画的理论与实际，始大有进展，是不容否认之事。
不过，谢稚柳之从未说明师承何人，或者不是有意抹杀，只是当张大千正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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