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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张大千好色,实在应该下一恕词——不好色阅人不多,阅人不多,又何能归纳出“六不得”
?
就青年时期而论,张大千的画以人物为第一,应该不是武断的说法。
这就难怪乎叶恭绰要寄予厚望了。
但除敦煌之行,为受叶恭绰的鼓励以外,他并没有如叶恭绰所期待的“弃山水花鸟,专精人物”
。
原因很多,约略可分析为:
第一,才大,不甘为人物一门所囿,人物一门亦不能尽其所能与所长。
这一层,相信到了后来,叶恭绰亦会觉得他的厚望是奢望。
第二,题材限制。
且不说吴道玄、李公麟的时代,人物出于现实——即令是神佛鬼怪,为世人心目中常常出现的形象,即是精神中的现实。
就算仇实父、陈老莲的时代,人物的题材亦很广泛,专精一门,不愁没有作画的对象,但现代的人物画,在国画中是太狭隘了。
最主要的是服饰、生活环境与方式,衡之国画的传统形象,皆形凿枘,譬如他的得意之作之一的《文会图》,如将高逸鸿的那件红格子的花呢上装画上去,倒想想,会是什么味道?
第三,职业画家如果专精人物,身份地位,必不能高。
吴道子虽以人物驰名于后世,但一生所作壁画三百余间,而壁画不都是人物。
如天宝间,他受命与李思训为画嘉陵江风景于大同殿壁,即为一例。
李公麟不能称职业画家,他是进士出身,曾官御史,家亦素封,是故“宦居京师十年,不游权贵之门”
,此即“人到无求品自高”
。
至于专精人物的职业画家,以唐初阎立本为首,虽然官拜右相,但唐太宗仍以画工视之。
幸宜春苑见异鸟,召十八学士饮酒赋诗,只有阎立本俯伏池左,为君臣写照,自以为耻。
其时左相姜恪有战功,时人因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
之诮。
降至明清,专精人物写生者,往往为画匠。
替人画《行乐图》,还算是地位较高的,更次一等的是,受丧家所邀,为亡人写真,作为岁时庆拜的“喜容”
。
蒲松龄《聊斋志异》佚稿有一篇《吴门画工》,他曾梦见吕纯阳招致一女仙下降,称之为“董娘娘”
,醒而写其容貌,亦不知“董娘娘”
为何许人。
顺治十六年孝敬宝后董鄂氏崩,世祖悼念深切,命人追写遗像,皆不当意。
“吴门画工”
忆及前事,取图进呈,宫眷无不认为酷肖,因受上赏。
此“董娘娘”
实为董小宛,而此“吴门画工”
,即为画“喜容”
的专家。
雍正年间,有个做过内务府大臣的蒙古族人莽鹄立,亦有类似“吴门画工”
的遭遇,他是承世宗之命,绘圣祖遗容称旨,而得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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