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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多少年后追忆，仍是惊叹的口吻，“不得了!比我想象中不知伟大了多少倍。
原定计划是来此三月观摩，第一天粗略看了一些洞，”
他对从行家人说，“恐怕留下来半年都还不够。”
结果是待了七个月，杨宛君要回成都了。
张大千劝她仍旧留下来，他说：“你不是说嫁了我之后，就是我‘讨口’，你都要跟我一路吗？”
四川话“讨口”
是讨饭的意思。
杨宛君坚决不愿，她的理由很妙。
她说：“我只有一个理由，我跟你来敦煌七个月，除了我自己是女人以外，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女人。”
于是第二次去，有了“第二个女人”
，那就是最先进张家门的黄凝素。
这七个月中，张大千主要的工作是为五层三百余洞窟编号，及策划重来做长期逗留的工作。
其中必须一记的大事是，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视察西北时，特为迂道至敦煌，与张大千共度中秋。
那年于右任六十三岁，未见衰老，到了敦煌，流连忘返，张大千还为他在烧残的垃圾堆中，发现索靖的“日仪”
墨迹残字。
两髯日日结伴看壁画，有一天看出事来了。
据于右任的随员且是敦煌土著的窦景椿，在纪念张大千的一篇文章中说：“民国三十年夏间，我随于右老由兰州前往敦煌，尔时大千先生居留千佛洞，陪同右老参观如洞壁画，随行者有地方人士、县府接待服勤人员，及驻军师长马呈祥等人。
记得参观到一个洞内，墙上有两面壁画，与墙壁底层的泥土分离、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地，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
窦景椿又说：“因过去信佛者修建洞壁画像，尝把旧洞加以补修，改为己有，但此洞原有画像，欲盖弥彰，从上面坏壁的缝隙中，隐约可见画像的衣履，似为唐代供养佛像，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释，右老点头称赞说：‘噢，这很名贵。
’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开坏壁一睹。
当时县府随行人员，为使大家尽可能看到底层画像的究竟，手拉着上层张开欲裂的坏壁，不慎用力过猛，撕碎脱落，实则亦年久腐蚀之故。”
这是窦景椿所目击，连于右任说了一句什么话都记了下来，真所谓指证历历，堪为信史。
原来从北朝以来，壁画日积月累，凡能画的地方都画到了，后人欲做功德，便出一下策，即在原来的壁画上，用中国传统补画的办法，用麻筋搅和黏性泥土，涂抹一层，再用石灰浆刷白，绘画其上。
此壁是当时施工不良，黏附不固，年深月久，加上人为的破坏，剥落游离，以致“撕碎脱落”
。
这虽是无心之失，却是歪打正着。
有许多记载，说这浮面的一层，是张大千跟于右任商量以后，命马呈祥的士兵打掉的。
衡情度理，正确的事实应该是，既然已“撕碎脱落”
，那就索性彻底清理干净。
这个洞在张大千编号是“第十二窟”
，高八丈五尺、深二丈四尺、广五丈三尺，经彻底清理后，南北两壁出现的，果然是唐画。
据谢稚柳《敦煌石室记》著录：“北壁男像四身，后有持杖佛等四人；南壁女像三身，后女侍九人。
北壁男像第一身，乌帽青袍束带，须髯甚美，擎一长柄香炉，高六七寸。”
此人即是做功德的“供养人”
，为当时的“晋昌郡太守乐庭瑰”
，南壁女像第一身为他的妻子“太原王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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