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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就因为他有此可以打袁世凯的招牌的便利,与“小朝廷”
的太监及“内务府”
相熟,清宫中许多被盗卖的宝物落入他手中,是很自然的事。
“三希”
中的《中秋》《伯远》二帖之能归于郭世五,当然亦是有太监通消息,才能捷足先得。
据庄严说,那天饭罢欣赏他的珍藏时,郭世五曾当来客及其子郭昭俊的面说,在他“百年之后,将把他拥有的此二希帖,无条件归还故宫(博物院),让《快雪》《中秋》《伯远》三希帖再聚一堂,且戏称要我届时前往接收。”
结果是,郭昭俊携此二帖离台赴港,不知何人居间,售予外人。
《伯远帖》在香港有影印本出售。
可是,据庄严的研究,“三希帖”
亦并非真正的稀世奇珍。
他说:“《快雪》《中秋》《伯远》三希,以《快雪帖》最负盛名,现在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曾多次陈列出来,供国人观赏。
它是唐摹本,并且从它的行笔来看,不是出于书写,而是出自双钩廓填,以其在书法本身价值来评,我认为其钩描的线条涩而不活,填墨浓重而缺神气,乾隆御题‘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实在夸奖过了一些。
其次是《中秋帖》,我也疑惑它出自宋米南宫[2]之笔。
纵观历朝各代书法的时代风格,及各个书家的体貌个性,总觉得《中秋帖》那种连绵草书,与晋人书写的字字独立、笔笔中规的章草(隶书的简笔字)风貌不合。
像帖中那种墨迹的运笔方式,到唐初尚不多见,至张旭以后才开风气,宋米芾喜爱如此运笔,而且甚具气象。”
《快雪帖》为唐人双钩廓填,《中秋帖》疑出米芾之笔,至于《伯远帖》,照庄严的形容:“运笔之潇洒淋漓,线条之粗细变化自在,以及整体之动态韵律起伏,都是被一般书家所称道的。”
则显然亦是“草圣”
张旭以后的风格。
由此可见,说张大千的那两幅隋画为存世最古的墨迹,并不过分。
倘谓马王堆的帛书更古于此,这话并不能成立。
隋唐的绢书,能保存至一千两百余年之久,是因为敦煌石室在地理、天时上的特殊优越条件。
纺织物入土两千年不腐,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无可疑地,敦煌石室的绢书,在张大千未到敦煌以前就曾见过。
也许这是激发他作敦煌之游的动机之一,但非全部。
张大千之决定远游敦煌,动机相当复杂,换句话说,是多种因素汇合而促成的。
原始的动机,也许只是静极思动,但此时他多少仍还存着遁世的观念,入山既唯恐不深,则出游必不辞路远。
至于想到敦煌,是记起了叶恭绰劝他专攻人物的话。
不过做此远游,并不表示他接受了叶恭绰的劝告,只是想看一看那些壁画到底有多少值得学的东西。
此外,不能也不必讳言地,或多或少地有着一种炫人耳目的作用在内。
在我个人的看法,张大千在敦煌作艺术上的“苦行僧”
,精神上与玄奘西域取经有相通之处,表现了他的勇气、毅力及对艺术的虔敬。
他在敦煌两年有余的生活之本身,便是一大成就。
两年七个月是就前后两次合并计算。
张大千谈他初临千佛洞的情形说:“千佛洞离敦煌的四十里路很奇,有十里绿洲、十里戈壁,再行二十里沙碛方至。
是地气候,白昼酷热,不能行路,行旅要在半夜动身,清晨赶到。
千佛洞四周树木蓊郁,流水环绕,但里外即石碛遍地,黄沙逆风,不见茎草。”
这天清晨,张大千拂晓到达千佛洞,迫不及待地提灯入洞,“这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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