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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摩罗什则在长安主持译经，由他座下四大弟子僧肇、竺道生等协助，译成三百八十余卷，多为大乘经典。
其时中国亦开始有了高僧，最著名的是道安，河北常山人。
他虽是西域佛图澄的弟子，但为中国佛教建立独立地位的第一人。
道安的弟子慧远，山西雁门人，隐居庐山，设坛说法，遂开“南朝四百八十寺”
的盛况。
此外又有法显，西行求法，先后十五年，为中国第一个朝天竺的和尚。
钱穆论断，自姚兴迎鸠摩罗什至长安，弘扬大乘经典之后，“佛学在中国，乃始成为上下信奉的一个大宗教”
。
敦煌莫高窟之所以成为“千佛洞”
，就是佛教于南北朝时，在中国飞跃发展的一种记录。
敦煌在汉唐盛世，曾有极为辉煌的地位。
但宋代有西夏之患，明朝为免除边患，索性封闭嘉峪关，以致敦煌形同化外，只设卫所。
安西、敦煌、玉门三州县，连地名亦不存在。
敦煌名为“沙州卫”
，成化十五年改置“罕东左卫”
；玉门名为“赤斤蒙古卫”
；安西则分属于“沙州”
及“赤斤蒙古”
两卫。
直至清朝雍正五年，敦煌始隶于正式行政系统之下。
乾隆二十五年，“沙州卫”
终于恢复敦煌县的旧名。
笔者的一位伯高祖，曾任敦煌知县，有惠政，殁而为神，相传是敦煌的城隍。
敦煌自汉魏至唐宋，皆为夷夏接壤之地，亦为中国西面的边疆，汉文化独能保存于此，说起来好像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
但读过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便知自有由来。
寅恪先生说：“河陇一隅，所以经历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
易言之，即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大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
又，学术之传授既移于家族，则京邑与学术之关系不似前此之重要。
当中原扰乱、京（长安）洛（洛阳）丘墟之时，苟边隅各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族之学术，亦得藉以遗传不坠。
刘（曜）石（勒）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
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
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此河陇边隅之地，所以与北朝及隋唐文化学术之全体，有如是之密切关系也。”
至于敦煌（沙州），更在凉州之西，经济条件虽不如凉州，但大儒迭见。
三国时周生烈为魏国征士，曾为何晏的《论语集解》作义例；入晋有“敦煌五龙”
，索氏尤负盛名，索靖草书《出师颂》为人间瑰宝。
又有令狐一族，代有名德，至唐德宗时宰相令狐楚，工于章奏，李义山得其传授，自谓“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可以想见李义山对令狐楚的腹笥辞藻之倾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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