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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误认为木板书的一卷，更不可当作书画中的手卷之卷。
据斯坦因后来记述：“厚大的卷子，有高达一尺左右，长在二十码以上的。”
这样的一卷经，实际就是一部。
第二天消息一传，在二十里外药王庙赶庙会的人纷纷赶了来。
原以为掘着什么宝了，一看是经卷，不由得大失所望，有的随意拿了几卷回家，散失得不多。
王道士当然也不知道这些经卷如何贵重，不过几百年的东西，总算是古董，所以有来看壁画观光的游客，他在要求人家布施以后，每每拿几卷经相赠。
随后他想到一个“打秋风”
的办法，雇了两头毛骡，一头驮了两箱经，一头代步，向东而行，进了嘉峪关，直奔肃州道台衙门。
安肃道的道台名叫廷栋，虽是旗人，倒是科举出身，一看王道土所献的经，也不知唐宋的写本，只觉得字还不如他写的“大卷子”
——黑大圆光的“馆阁体”
，便对王道士说：“你这个东西古是古的，可是字还没有我写得好!”
王道士白赔了一箱经，一文赏钱也没有。
于是，只好化缘回去，事实上等于卖经卷，五分银子送一卷，一钱银子就是两卷。
这样西行到了嘉峪关，向一个外国人去化缘。
这个外国人，来自比利时，中国名字叫林以镇，他是嘉峪关的监督——嘉峪关设关收税，起自光绪七年。
嘉峪关名义上归安肃道派人监督，实际上海关、新关的人事权都握在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手里，因此各地关口都有外国人。
这林以镇久住中国，娶的太太也是中国人，见王道士上门化缘，送了他好几两银子。
王道士回报的经卷自然也就不少，有几十卷之多。
到了光绪三十三年，林以镇辞官回国，取道新疆经西伯利亚回欧洲，经过伊犁时，将这些经卷送了给伊犁将军长庚。
其时有个原籍匈牙利、移民英国，而为印度政府官员的斯坦因，由印度总督派到新疆来调查西北地理，去拜会长庚时看到了这些经卷，主人也谈起了它的来历。
哪知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斯坦因借调查地理为名，一个人悄悄溜到了敦煌千佛洞。
不巧的是，王道士云游化缘去了，替他看家的是一个年轻喇嘛，喇嘛谈起王道士发现石室的经过，斯坦因怦然心动，决定要跟王道士做一笔买卖。
写到这里，要做一个小考证，不过这还只是一个有自信的假设，求证尚待异日。
以前台视《锦绣河山》节目主持人刘震慰访问过张大千谈敦煌，后来又写成一篇文章，题为《大千居士细说敦煌》，刊于《大成杂志》第三十三期。
其中提到“杨先生”
说：“可惜我们现在连杨先生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我认为“杨先生”
就是他后来谈到的“蒋资生”
。
据刘震慰记录张大千的话说：
“他（指斯坦因）身边带了一个翻译人员，那在当时是被人称为师爷的，姓蒋，名资生，湖南湘阴人，在斯坦因所著的书上，就称他为蒋师爷，却没有记载他的名字。
至于我之所以知道蒋的名字，是因为蒋曾经用刀在洞中壁画上，刻上了斯坦因和他的名字，上面写的是‘某年某月，湘阴蒋资生随同英国总理大臣斯坦因到此’等文字。
大约也是他的崇洋心理作怪吧，蒋资生竟把斯坦因当作英国总理大臣了。”
这蒋资生还有个名字，叫作蒋孝畹。
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十七集，有一篇《斯坦因石室攫宝记》，谈斯坦因私探敦煌说：
“因为他不懂得华文，所以还雇用了一个姓蒋名孝畹的华人，尊为‘师爷’，伴他去找王道士，曲意结交。”
蒋资生之名，见于他本人的题壁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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