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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隐石间，珠匿鱼腹，非玉工珠师，莫能采得。
宝物以隐闭不见，实语亦宜深沉难测。
王充认为，言辞应该是清晰明确的，不应该隐藏其本身的精致与清楚，他并不是反对美，而是反对晦涩难懂。
他认为，语言表达应该被视为内心修养的体现。
这种对于清晰表达的推崇在汉代之后曾长时间不被重视，因为当时人们愈加偏重对于自己内心的发现和挖掘，但到了公元6世纪的时候，偏重实用但同时又不迎合外部世界的态度，即王充的所谓“世儒”
，就已经出现在了刘勰的《文心雕龙》中。
建安时期（196—220）的诗人完成了道德与审美的分离，这一点在曹丕写给钟繇的信中就能看得出来：“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见美诗人。”
[154]不过，这种将美作为独立判断标准的观点在得到认可的同时，也不断地被人质疑和反对。
例如在不到100年之后，《文章流别论》的编撰者，与伟大的文学家、理论家陆机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挚虞（卒于311年）就批评了过于强调形式而忽视道德意义的做法。
[155]欧阳询（557—641）在《艺文类聚》中记录了挚虞对于枚乘《七发》的评论，挚虞在赞扬了枚乘的作品及其建立的文体类型之后说道：“其流遂广，其义遂变，率有辞人**丽之尤矣。”
[156]
之所以会有人不断表达对华丽风格的反感，反对用审美的需求遮蔽道德教化的意义，应该与艺术化语言所具有的魅力相关，但推崇理性和清晰风格的文章往往只能体现出作者的一个侧面，在人生的其他阶段，或者哪怕只是换一个时间，这些人所思所做的就有可能全不一样。
《后汉书》的作者、曾尖锐地批评骈体文的范晔在狱中给甥侄写了一封信，就提到了其中存在的危险：
常耻作文士。
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
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
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
[157]
这种被范晔视为文人普遍会面对的危险，在其他人看来，则是自己所处时代相对于上古时代的堕落的表现，正如刘勰下面这段话所讲的（而这段话同时还表明了上古黄帝的谱系）：
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
从质及讹，弥近弥澹。
[158]
言之外
认为语言不能够表达一切的观点，《易经》就已经借孔子之口有所表示：“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
[159]这种观点被某些人发展到极端，认为真正的内涵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达。
中国佛教禅宗的一个特点就是认为能不借助语言而把握佛法，这种思想始于公元11世纪，还持续影响到宋明理学。
荀子早已提出“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
[160]的观点，但人需要语言，所以语言又被视为必要之恶。
在某种程度上，语言类似网或梯子，用完之后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这种对于语言反映事实的能力的怀疑，在历史上绝大部分思想家那里都能找得到。
《吕氏春秋》一书中也有体现，该书提出古人是以人之所想而非所言为依据的。
[161]尽管语言被看作一种工具，但它始终还是被认为不可或缺。
关于这一点，记录于唐代类书《艺文类聚》中欧阳建（？—300）的说法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162]但是欧阳建的说法又趋于极端，他的观点几乎类似adaequatioirei（知与物相合）。
[163]
佛教进入中国后，人们大量译经，同时还出现了许多著述，但贬低语言地位的最强烈呼声恰恰是出现在佛教领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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