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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经书形式传入中国，并使印刷术走向完善的宗教，促进的反倒是一种提倡无言的学说。
对诗歌和优美语言，甚或对语言的整体抵制，是建立在佛教禅宗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宗教传统认为语言会与表象世界的罪孽联系在一起，禅宗宗师并不是不使用语言，而是将其视作超语言的手段。
“‘不知道’的意思是指：知道什么不能说、不能讲。”
这种对语言地位的贬低也对诗歌产生了影响，由此，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白居易（772—846）曾多次将自己的文学作品送进寺庙，以求这些作品得到净化，并为推广佛家学说服务。
佛教徒的这种谨慎甚或拒绝的态度，不仅符合当时已经存在的对骈体文过度雕琢的语言的批评，甚至更加促进了这一潮流的发展。
对过度雕琢的语言的批评从5世纪开始越来越激烈，不仅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很多其他文章也都体现了当时的这种发展趋势，例如裴子野（469—530）的讽刺性文章《雕虫论》。
这股潮流的高峰是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581—604在位）在帝国统一之前的584年，[164]曾于宫廷开展的反对浮华文风的运动。
或许此举更多是出于清教徒式的理念，而非对古代儒家传统的推崇。
这种文风整顿很快就被一些人用作宫廷斗争的借口，李谔在《上书正文体》中记录的应该就是当时之事：
臣闻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
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
……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
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
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
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
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
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
……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
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
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
[165]
在佛教的影响下，同时也由于来自北方的征服者对理性风格的推崇，美和实用之间的区别得到了重新关注，实用性也与先秦时期的风格挂上了钩，这种联系从之后几个世纪人们对革新的敌视中就能很容易地看出来。
例如11世纪时，就曾有人提出若言辞优美，便无古风，若有古风，言辞又不尽优美。
这句话应该是从《道德经》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衍生而来。
结合佛教的影响，我们就能够理解11世纪江西诗派诗人黄庭坚（1045—1105）的说法，即“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而不使语俗”
[166]。
黄庭坚下面的这段话同样符合这种潮流：“凡书要拙多于巧。
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子妆梳，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
[167]
对语言的适度轻视反而会带来创造性，例如杨万里（1127—1206）曾提出好的诗人应当轻言重义。
中古早期另外一种关于浮华诗歌风格的观点同样受到了佛教的影响，该观点提出了语言应当言简意赅的要求。
例如诗人王昌龄（？—756）的理想是只用一行诗就能让人理解含义，他认为先秦时期的人就做到了这一点。
从7世纪末开始，诗人就不断思考如何能言简而意深的问题，这种思考体现在一些作家的作品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维。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人们还发展出一些表达手段，例如明显的所答非所问，或者使用其他包含矛盾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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