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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西学东渐与寻找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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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西方的推动
19世纪末，西方的思想、观念及文学经不同路径来到中国。
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的人由此获得了新的启发，有的甚至为西方范式而欢呼。
王韬（1828—1897）是最早在中国传播西学的学者之一。
王韬初任职于上海某书馆，其间帮助伦敦传道会的麦都思（WalterHe，1796—1857）将《圣经》译成汉语。
此后，由于王韬曾与太平天国运动的代表有来往，被迫先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寻求庇护，后于1862年10月逃往香港。
在香港，他开始了与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的长期合作，并将中国经典译成英语。
译书的工作部分是在英国进行的。
其间，他还有游记传世。
1872年起，王韬帮助建设香港的报刊业，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0]
在外国，特别在日本、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日益增多，他们详悉这些国家的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并结识这些作家本人，然后将这些经验带回中国。
[31]由此，西方的影响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变化。
比如，周树人（以笔名“鲁迅”
广为世所知）和弟弟周作人[32]在日本时就曾翻译过一些俄国及东欧国家的作品，但这些译作几乎没有读者。
年轻的知识分子特别苦于中国所处的社会和文化危机，欲以西方的范式寻求出路，创造新文学。
他们期望与全世界的思想与文学交往，使中国觉醒，得到拯救。
他们把在中国老百姓中传播通俗的语言及西方的理想看作是摆脱落后局面的手段。
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复兴中国。
在谋求吸取欧美文学及其形式的有识者中，最著名的当数梁启超和王国维，他们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早期开路者。
[33]“百日维新”
失败后，梁启超受到了在日本时的所见所闻的影响，认为中国政治的变革要以创立政治文学为前提。
1902年，他撰文讨论小说与政治的关系，其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
梁启超的出发点是，读者“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
，就能在道德上获得教育，在政治上获得成长。
小说还应当帮助读者扩充知识。
梁启超将凡尔纳的《两年假期》（DeuxAnsdevaces）译成汉语，名《十五小豪杰》，1902年刊载在自己于横滨创办的杂志《新民丛报》上，其动机当亦如是。
在研究中国文学传统上，王国维另辟蹊径。
与世纪之交的政治改革者相同，他也对西方思想持开放态度，尽管他对康有为、谭嗣同这样的改革者是持批评态度的。
王国维研究康德、尼采和叔本华的著作，尝试以这些研究中得到的知识为基础，对中国文学传统作出新的评价。
[34]其1904年夏刊行的论文《红楼梦评论》引起了广泛关注。
[35]同样重要的是王国维关于文学之“隔”
与“不隔”
的论述，以及他对词的研究，后者于格言体《人间词话》（1910年）[36]中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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