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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赋的发展，艺术语言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形式，并成为知识分子以及有能力担任官职者的标志。
对华丽繁复语言的追求很快也引来了一些质疑的声音，但在中国，这种质疑并没有发展成为像柏拉图那样认为所有诗人都是骗子的结论。
文学修养首先意味着所受的教育，意味着自己了解典籍和仪礼制度，其次才意味着自己能够进行文学创作。
“辞”
这个字后来也被用在了“文辞”
中，指充满艺术性的表达，“辞赋”
则是指“充满艺术表达的赋”
或“优美的赋”
。
而正是极擅长这种“充满艺术性的表达”
的扬雄后来在“文”
与“质”
相互对立的背景下，对这种表达提出了异议，并首次对赋进行了理论性的描述。
[78]扬雄在《法言》一文中用对话形式批评了赋放纵的语言风格：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
曰：“然。
童子雕虫篆刻。”
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或曰：“赋可以讽乎？”
曰：“讽乎！
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
或曰：“雾縠之组丽。”
曰：“女工之蠹矣。”
《剑客论》曰：“剑可以爱身。”
曰：“狴犴使人多礼乎？”
扬雄晚年对赋这种为华丽而华丽的做法的评价可以回溯到他《太玄经》的几个段落中，在这里，扬雄提出内容应该优于形式，质应该先于文的观点。
孔子就曾对这些对立关系进行过思考，后世又不断有人论及，这体现了人们对美的矛盾认识。
这一矛盾也成了中国传统艺术观的特征，它针对的不仅是赋，而是所有文学作品，但在赋中表现得格外明显且始终存在。
跟后来的很多诗人一样，扬雄自己虽然对赋有这样那样的评价，但他依然还在继续撰写这样的作品。
在扬雄之后不久，《汉书》的编纂者、《两都赋》的作者班固提出赋是对事件的反映，是有能力者内心的观点，他视荀卿、屈原、宋玉、枚乘、司马相如和扬雄为赋这种文体的开拓者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或许是作为对扬雄批评西汉初年都城长安过于奢华的回应，在《两都赋》中，班固强调了东汉都城洛阳的朴素，从而使自己这篇赋的主要功能变成了颂扬，而非批评。
而在民国时期，扬雄之所以会受到批评，既是因为他曾效力于“篡位者”
王莽，同时也是因为20世纪初“白话文运动”
对造作之风的抵制。
在这场运动中，扬雄是很容易被拿出来当反面案例的，例如郑振铎（1898—1958）就认为扬雄除了堆砌华丽的辞藻和生僻字，以及华丽的文风，就再没有什么长处了。
但正如我们上文中所论述的，这些批评实际也可以认为是完全建立在扬雄本人的观点之上的。
“赋”
是宫廷诗歌的典型形式，而后世诗人也不断地在用赋来描述宫殿、城市、园林这样的地点，以及古筝、墨、昆虫或个人情感这样的对象。
因此，赋不仅是汉代最重要的文体类型，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也始终是除诗之外最重要的艺术及文人作品形式，直到唐代，赋才渐渐失去了以往的地位。
[79]因而南朝萧统在他的《文选》中，仍把赋放在第一位，我们可以从他收录的文章中看到赋的多样性及变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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