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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作家是艺术家还是人民的传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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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座谈会
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中国的文学领域也是四分五裂，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状态并不能被认为是丰富多样的体现。
[212]很多作家去了由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还有一些作家留在由国民党及其政府控制的城市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生活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
[213]在上海，由于外国租界的保护，那里甚至发展出了自己的抵抗文学和大众传媒业，并且直到1941年被日本占领前，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那里的几个戏剧团体在开始的时候尝试了一些现代的风格，并排演西方的戏剧。
但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同时也迫于政治方面的压力，他们很快又转回比较传统的表现形式及题材。
重要的戏剧作家包括阿英（1900—1977）和欧阳予倩，他们的部分作品甚至被改编成了电影。
这两位戏剧家战前就曾与著名演员梅兰芳以及剧作家田汉探讨将传统元素引入现代戏剧的问题。
一些由外国人管理的上海报纸雇作家为自己的报纸写专栏，这些专栏为读者提供带有批判性和爱国情绪的杂文，这一文体始于鲁迅，受到了很多读者的喜爱。
日本占领军当然希望能使文学向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一些迎合日本愿望的作家留在了被占领区，例如周作人。
1937年，他没有和其他同行一起离开北京，而是被日本人当作了宣传工具，尽管周作人曾经辟谣，并和朋友、熟人保持着距离。
当然，最著名的那些作家并没有都被占领者利用，因为此前他们大多数就已经投向共产党，或是在日本进驻的时候逃走了。
早在五四时期，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人们已经开始努力寻找与民族传统的联系。
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这个趋势更加明显。
在抗日战争以及国内各种政治力量角力的时期，对传统的挖掘意味着文学要背离的不仅是早期郭沫若的那种痛苦的自我，而是要从整体上告别现代的批判性自我。
对于那些不能够满足放弃主体性要求的知识分子而言，这一点尤其困难。
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
运动提出，文艺应该为政治服务，要注重政治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这次座谈会引发了关于民族形式和超越民族的话题的激烈讨论。
有些人认为“民族形式”
指的是民族的传统，他们援用瞿秋白早期的一些说法[214]，批评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以国外为标准的态度，以及这些人的小资产阶级立场。
但也有一些人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辩护，认为这些人选择了正确的方向，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胡风（1902—1985）。
还有一派试图调和上面两种观点，其中包括郭沫若和周扬。
[215]
1942年春，一些作家表达了他们对解放区状况的不满，认为那里跟他们最初期望的完全不一样。
王实味（1906—1947）以《野百合花》为题，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组文章；丁玲用一篇为国际三八妇女节所作的文章，以及《在医院中》这篇小说，抨击延安妇女地位低下的状况。
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两场讲话，其中一场讲话在5月2日，另一场讲话在5月23日。
在第一个讲话的开篇，毛泽东这样说：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
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
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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