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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承一位日本友人寄给我一册小书，题曰《北京的茶食》，内凡有《上下身》《死之默想》《沉默》《碰伤》等九篇小文，都是民十五左右所写的，译成流丽的日本文，固然很可欣幸，我重读一遍却又十分惭愧，那时所写真是太幼稚地兴奋了。
过了十年，是民国二十四年了，我在《苦茶随笔·后记》中说道：
我很惭愧老是那么热心，积极，又是在已经略略知道之后，——难道相信天下真有奇迹么？实实是大错而特错也。
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好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要紧要紧。
这番叮嘱仍旧没有用处，那是很显然的。
孔子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
中国是我的本国，是我歌于斯哭于斯的地方，可是眼见得那么不成样子，大事且莫谈，只一出去就看见女人的扎缚的小脚，又如此刻在写字耳边就满是后面人家所收广播的怪声的报告与旧戏，真不禁令人怒从心上起也。
在这种情形里平淡的文情哪里会出来，手底下永远是没有，只在心目中尚存在耳，所以我的说平淡乃是跛者之不忘履也，诸公同情遂以为真是能履，跛者固不敢承受，诸公殆亦难免有失眼之讥矣。
又或有人改换名目称之曰闲适，意思是表示不赞成，其实在这里也是说得不对的。
热心社会改革的朋友痛恨闲适，以为这是布耳乔亚的快乐，差不多就是饱暖懒惰而已。
然而不然。
闲适是一种很难得的态度，不问苦乐贫富都可以如此，可是又并不是容易学得会的。
这可以分作两种。
其一是小闲适，如俞理初在《癸巳存稿》卷十二关于闲适的文章里有云：
秦观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
王铚《默记》以为其言如此，必不能至西方净土。
其论甚可憎也。
——盖流连光景，人情所不能无，其托言不知，意本深曲耳。
如农夫终日车水，忽驻足望西山，日落阴凉，河水变色，若欣然有会，亦是闲适，不必卧且醉也。
其二可以说是大闲适罢。
沈赤然著《寄傲轩读书续笔》卷四云：
宋明帝遣药酒赐王景文死，景文将饮酒，谓客曰，此酒不宜相劝。
齐明帝遣赍鸩巴陵王子伦死，子伦将饮，顾使者曰，此酒非劝客之具，不可相奉。
其言何婉而趣也。
大都从容镇静之态平时尚可伪为，至临死关头不觉本性全露，若二人者可谓视死如甘寝矣。
又如陶渊明《拟挽歌辞》之三云：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这样的死人的态度真可以说是闲适极了，再看那些参禅看话的和尚，虽似超脱，却还念念不忘腊月二十八，难免陶公要攒眉而去。
夫好生恶死人之常情也，他们亦何必那么视死如甘寝，实在是“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耳，唯其无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扰扰，只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此所谓闲适亦即是大幽默也。
但此等难事唯有贤达能做得到，若是凡人就是平常烦恼也难处理，岂敢望这样的大解放乎。
总之闲适不是一件容易学的事情，不佞安得混冒，自己查看文章，即流连光景且不易得，文章底下的焦躁总要露出头来，然则闲适亦只是我的一理想而已，而理想之不能做到如上文所说又是当然的事也。
看自己的文章，假如这里边有一点好处，我想只可以说在于未能平淡闲适处，即其文字多是道德的。
在《雨天的书·序二》中云：
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或照新式称为法利赛人），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
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
我的道德观恐怕还当说是儒家的，但左右的道与法两家也都掺合在内，外面又加了些现代科学常识，如生物学人类学以及性的心理，而这末一点在我较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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