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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县丞、主簿、典史等官员的增加亦类似于此。
光绪时期，尽管边疆地区的县辖政区有所增加，但在其他政区建制较为稳定的省份保持了总体稳定。
这一时期随着捐纳之风的盛行，官缺中出自异途的愈来愈多，导致了整个队伍素质低下，统治集团对其能否起到应有的控制乡里的作用并不十分认可，乾隆皇帝早就指出“此等之人，本系微职，一膺斯任，妄谓得操地方之权。
所用衙役，率皆本地无藉之徒，望风应募。
遂于管辖之内，欺诈愚民，遇事生风，多方扰累。
甚至卑陋无耻，散帖敛分，苛索银钱，官役分肥，于地方并无查察防范之效”
[102]，“佐杂等员，一遇拣选缺出，止凭两司举报，殊非慎重要缺之道。
且佐杂微员，或以政迹不须造报，任意纵肆，而该上司亦姑容不即揭报，皆事所或有”
[103]。
清末预备立宪开始后，五大臣出洋考察，从中央到地方筹备改革官制，佐杂官被认为是“既不准擅受民事，又初无一定责成，虽号分防，几同虚设，以致民生坐困，立志不修”
[104]，明令要全部革除，并添置裁判、民政、度支等各专业事务官代行原佐杂职能[105]。
宣统年间，各地纷纷上奏裁撤佐杂清单:二年，湖南巡抚奏裁巡检司等佐杂官共二十三缺，认为有的佐杂“名虽佐理分防，实则无所职掌，在昔固称繁要，近今已等闲官”
[106];三年，江西巡抚奏裁同城佐贰杂职教职，其中拟裁直隶州州判一缺，州同一缺，县丞三十二缺、主簿一缺[107]，奉天奏裁撤知县佐职清单，奏裁承德县、锦县及部分州县典史、吏目等[108]，湖北奏裁各县属官，除分防县丞、巡检、主簿另行核办外，同城县丞、主簿、州判等先行裁汰[109]。
因1912年清帝退位，帝制结束，故上述拟裁清单大多未即时执行，而是于民国初年陆续被裁汰。
但另一种县下广设的“区”
及城镇乡区域划分，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设于县以下的一级行政区域，代表着中国基层行政区划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关于历代政治制度的变迁，钱穆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
某一制度之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之后影，渐渐地在变质”
[110]。
作为一种县辖政区名称，巡检、分防县丞、分防主簿等虽然于民初不复存在。
但作为在县下划分单独行政区这一管理形式其实并未消失，民国初年的“县佐”
制度其实就是清代佐贰分辖的另一种变通形式。
民国三年公布《县佐官制》，共六条，其中规定:“县设县佐，承县知事之命，掌巡徼、弹压暨其他勘灾、捕蝗、催科、堤防、水利并县知事委托各项事务……县佐以设于该县辖境内之要津堤防为限，不得与县知事同城……县佐驻在地方之警察由该县佐承县知事之命，就近指挥监督之。
县佐驻在地方之违警案件，得由该县佐就近处断，仍详报该管县知事，但不得受理民刑诉讼案件”
[111]，其实正与清代佐杂分防本义相同。
县佐的设立也借助了清代分防佐杂的渊源，如陕西省呈请设置县佐的呈文中，述及设置缘由时不断强调了前清于此设置过何种佐杂，如“长安县草滩镇，该处北界三原、泾阳两县，地当孔道，商务殷繁，前清设县丞于此，民国成立以后仍其旧制”
等等[112]。
注：1.资料出处：《职官录》（宣统三年冬季）
2.部分或因已裁未设、或资料缺失，出身不明。
通计山西2、奉天5、吉林5、直隶7、安徽17、山东4、陕西4、甘肃2、新疆5、福建11、浙江7、江西12、四川6、云南5、贵州1、湖南8、湖北23、广东41、广西10。
县佐制度到20世纪30年代陆续结束[113]。
但在这十几年的县佐制度施行中，可以看到清末民初在地方行政制度上除了剧烈变革之外，也有继承与延续，而这种制度延续又是以假借名称上的变化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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