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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清一代一直被保留，其数量也保持了大体的恒定，并在清代基层治理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至于这一过程在乾隆年间的基本完成，固然是自清初尤其是雍正以来的地方性实践不断积累的自然延续，另一方面无疑与乾隆皇帝本人注重“基层”
的治理思想有莫大关系，笔者注意到乾隆元年，广东曾“令州县巡历乡村”
[96]，在乾隆二年吏部行文令捕巡各官分管地方前后当口，乾隆皇帝还曾亲自下发谕旨，严辞批评了当时的州县官员，“今之州县有司，只以簿书为事。
平日安坐衙署，除相验人命、因公踏勘外，足迹不至乡间，以故乡民非有事匍匐公庭，目不睹官长之面，耳不闻官长之训。
无论穷檐疾苦，未能周知，即四境情形，亦茫然莫晓”
，谕令州县官“有事则在署办理，无事则巡历乡村”
[97]，但州县印官一人之身，又岂能遍察乡里?因此，捕巡各官分管县境，一定程度上是州县官亲自巡历乡村的“替代方案”
，是分权、分责之举，故同治《江夏县志》所称“鲇鱼、金口、山陂、浒黄分四汛，各设一巡检司治其地，盖以四境辽阔，知县不能日遍历于乡村，故以耳目寄之，四人各察其所分治之地，以告于知县，岁有丰歉，田有肥饶，民有秀顽，俗有美恶，皆其耳目所闻见。
知县复从而审察之，则巨细无遗，可以不劳而理。”
[98]正是这一分权的基层治理理念的完美体现。
嘉庆直至光绪初期，由于政区格局的基本稳定，佐杂的裁撤移驻变动较小，基本保持了稳定状态。
这一时期，对于县辖政区的主要调整，其原因有以下几种:
一是由于黄河改道引发的管河佐杂的裁汰。
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结束700余年夺淮入海的历史，因“防河险而利漕行”
而设置的各管河官员，包括江南河道总督及所辖三道二十厅文武员弁数百员无“应办之工”
纷纷裁汰。
“各厅所属之管河佐杂人员，除扬庄等闸官十员专司启闭，毋庸裁撤外，其宿州等管河州同五缺，高邮州等管河州判三缺，东台等管河县丞十九缺，高良涧等管河主簿二十一缺，阜宁等管河巡检十六缺，均着一并裁撤。”
[99]这些管河佐杂虽未必尽皆属于县辖政区，但比照直隶地区的例子看，有可能部分有分防河道附近村庄之责。
二是由于地方形势变化所导致的驻地调整，所谓“设官分职，必须因地制宜。
如有今昔情形不同，自当随时调剂”
，如嘉庆十六年，江西临川县清泥巡检司，因“分辖汛地，现在烟户无多，事务甚简”
，故令移驻“商贾络绎，民居稠密”
，且时有递解人犯经过之东馆地方，“所有该巡检原辖八十一都起至八十七都止，共七都，再将附近东馆地方向归县辖之八十八都起至九十二都止共五都，一并拨归该巡检管辖。
凡有盗窃案件，一体责令承缉”
[100]。
（五）光绪朝边疆地区县辖政区的增置
表2-6光绪朝东北、新疆、台湾巡检司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胡恒:《清代巡检司地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8届硕士论文。
据贺跃夫、傅林祥的研究，光绪时期政区的大量设置并没有导致巡检司数量的增加，他们认为太平天国以来，随着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非正式机构，在功能上逐渐取代官方的行政官署，成为晚清乡村社会的主要支配者，从而使晚清基层行政官署萎缩不振。
但从表2-6来看，这一判断可能需要稍加修正，贺跃夫的判断来源于湖北、浙江两省的设置和兴废情况，并不完全具备普遍意义，傅林祥所据以得出上述结论的数据来源于光绪《会典事例》，但该书资料断限于光绪二十二年，此年以后裁置资料并无收录，且清末动**，档册无存，《事例》多有缺漏。
由于东北、台湾、新疆相继建省，随着厅州县建置逐步建立，佐杂官也随之设立，这些地区县辖政区数量有所增加，其中部分县辖政区作为设县前的准备步骤也被广泛使用。
根据笔者对巡检司一项的统计，可以看出，清末政区变动带来了巡检司这一县辖政区中最大部分的增长。
表2-6是依据档案、《实录》、地方志考证后整理出的新的数据。
据笔者《清代巡检司地理研究》下编部分的统计，光绪年间新置巡检司61个，裁撤23个，净增38个，是有清一代除雍、乾两朝外，增长最迅速的时期。
从该朝新置、裁废、移驻巡检司的地区分布来看，68%的新置巡检司分布在新设政区，而且不少县级政区就是直接从巡检司辖区升格而来[101]，表明这一时期巡检司的增置与政区变革之间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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