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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关一带居民因“关浸于河，孑遗之人，无所归命”
，黄河改道前，该地居民有三千七百余家，“风物佳美”
，改道以后，“居人发屋四窜，今才二百余家”
，且该地自古与潼关为入晋首道，交通位置重要，然而清初“潼关卒戍不遗余力”
[34]，而大庆关一带却无官司理，故康熙年间移驻州同驻此，既为控扼奸匪，又为管理该地居民。
由于地形因素而与本治相隔之区，是移驻佐贰管辖的因素之一。
整体而言，清初出于节省财政支出的考虑，裁撤了大量佐杂职官。
与此同时，不断调整巡检司的驻地，以适应区域政治、经济地位的升降。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佐贰官的驻地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县丞、州同等本与知县、知州同城而治，协助处理粮务、水利等具体事务，但自康熙年间开始，个别佐贰官开始移驻于乡村，但其中多是便宜之计，还未升为制度上的规范，其例亦甚少。
图2清初朝邑县大庆关位置示意图[35]
（二）雍正年间分防制度的重大变化
雍正即位以后，实行了摊丁入亩、秘密立储等重要制度。
对政区变革，雍正一朝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整。
根据李尚英等人的研究，雍正年间政区变动的总特征是:其一，省一级政区未作大的改动，主要调整府、直隶州等统县政区;其二，府州县的调整主要是增设而极少废撤;其三，扩大了同城分治的现象[36]。
以上研究确当而无异议，对于客观认识雍正帝改革行政体制的功绩很有裨益。
但以上所论均是针对县及其以上行政层级的调整、变革，其实，在此之外，雍正一朝对县以下管理体制同样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整，其意义不亚于对县以上层级的政区变革——这就是对县的僚属官驻地及其辖区的调整。
清初对佐杂官员的裁撤，使得佐杂数量急剧减少。
至雍正初期，延续了顺、康两朝对佐杂职官的裁撤趋势。
雍正二年，吏部尚书田从典曾奏请继续裁汰直隶各省佐贰首领等冗员，“可兼者令其兼理，可汰者即行裁汰，现任者准其终任，以后不必选补”
[37]，随后湖北、湖南均奏报了裁汰冗员的计划[38];三年裁直省首领、佐贰等缺，其中州县佐杂就有:直隶仓大使一员，江南县丞一员、巡检四员、驿丞四员，江西县丞一员、巡检三员、驿丞十三员，浙江县丞一员、巡检二员、驿丞一员，湖北州同一员，湖南巡检二员，山东巡检、经历二员、县丞十八员，山西州同三员、州判三员、巡检一员、驿丞三员，广东巡检一员、驿丞三员、河泊所官一员，广西巡检二员、驿丞三员，云南州判一员、云龙州吏目一员[39]。
其结果是各县官员多止正印官及首领官各一，难以兼理政务，如四川一省，“川省现在之一百一十四州县，除正印官外，仅有州同二员，吏目、典史共一百一十一员，巡检二员。
是州同、典史、巡检既属缺少，而州判、县丞、主簿，通省全未设立”
，以致“巡防差遣，在在乏员”
，又正值“丈量等务，协办尤多”
，因此奏请查明“某州县应添某项佐杂，某处系属扼要，应设巡检或分驻州同、州判、县丞弹压巡缉”
[40]。
可见，清初裁撤佐杂之剧烈产生了较大制度弊端，其势不足弹压地方，必须增置以便佐理政务。
到了雍正七年以后，雍正帝对县下佐贰官的设置政策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主要表现是驻地频繁变动，尤其是佐贰官开始由同城而转为分防乡村，且出现了佐贰官与巡检司大量增置的新局面。
以下分为三个方面来分述这一时期县以下管理体制改革。
第一，巡检司的调整与变革。
雍正、乾隆两朝是巡检司高速增长期，其中尤以雍正朝增长得最为迅速，短短13年，共增设巡检司142个，移驻75个，除去裁汰的43个，净增99个。
在清代整个巡检司数量保持基本稳定的背景下，雍正朝显得格外醒目。
当然，雍正朝并非一直保持高速增长，雍正七年以前新设的很少，裁汰的很多，总体数量还处在缩减时期，但七年以后，整个巡检司数量急剧增长，见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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