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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雍正朝巡检司数量年度变化
资料来源:《清世宗实录》及光绪《会典事例》卷26~30。
图3雍正朝巡检司数量年度变化图
巡检司的增设与移驻与以下几种因素有较大关系:
（1）行政区划变动。
雍正朝是清代行政区域变化最大的时期，和康熙朝相比，除州减少45个外，府、直隶州、直隶厅、厅、县各增加32、35、9、27、111个[41]。
巡检司的变化趋势与之同步。
新设一政区时，往往相应配置整套行政班子，巡检司是其中重要的佐杂官，如雍正五年云南东川府巧家营设置会泽县，即在离府百里之处补地方设立巡检司，管辖五龙、毕七等处，又在远在江外的则补地方添设巡检司，管辖阿木、可徂、普毛、杉木箐等处。
[42]雍正六年云南设乌蒙府附郭县永善县，除设知县、教谕、典史等官外，于鲁甸盐井渡地方设立巡检司[43]。
雍正朝裁汰、移驻巡检司的数量也较多，分别达43、75个，这多基于当地行政管理的需要，也有因政区改革而裁汰或移驻的，如广东海丰县旧设东海滘巡检一员，雍正九年时裁甲子、捷胜二所置陆丰县，原东海滘地方建立县治，添设知县、典史各一员，按照清朝制度，巡检司不与正印官同城而治，故该巡检司移驻甲子城，改为甲子巡检[44]。
也有一些新设政区就是由原巡检司辖区升格而来，如雍正十一年裁义州巡检置义州等，也造成巡检官缺的裁汰。
（2）管理难度增大，巡检司难以兼辖。
在县以下重要战略要地，巡检司微员不足弹压之处，往往移驻更高品级官员治理，而将巡检司改驻别地，如河南南阳府，原设南召县，顺治十六年裁南召县并入南阳县，原南召县治仅设巡检司一员治理，但该地“界连万山，路通山陕湖广，五方丛杂，实属要区”
，巡检司已不足以治理，故移设南阳府通判驻此，而将此巡检司另设南召、嵩县适中地带的李青店[45]。
（3）裁置驿丞后改置巡检。
清代改革驿传事务，将其改归州县管理，故自清初开始，不断裁撤驿丞。
也有一些驿站所在，必须添置官员经管，故将驿丞改置为巡检，一来可以协助办理驿务，二来巡检有地方专责，弹压地方。
故清初往往裁撤驿丞添置巡检，或新设巡检兼驿丞衔。
这一措施，使州县驿务、警务得以统于一人之手，有助于减少冗员，提高行政效率，如广东阳江县太平驿，雍正九年裁撤驿丞，驿务改归知县经管，但于太平地方亦新设一巡检司[46]。
又如雍正十二年福建总督郝玉麟奏请移驻增改佐贰案中，南安县大盈驿、仙游县枫亭驿、宁化县石牛驿驿丞俱改为巡检，仍兼管驿务[47]。
也有一些驿丞并未裁撤，但令其兼巡检衔，以便于兼管捕务，如河南信阳州明港驿，向设有驿丞，但各有专司，于缉捕均非其司，故请兼巡检衔，稽查匪类[48]。
第二，县丞、主簿等佐贰官开始大量移驻乡村。
康熙年间县丞、州同出现了两例移驻于县下的案例。
到了雍正时期，这一进程明显加快，但又存在雍正七年之前及之后的差别。
根据《清实录》不完全的统计，雍正元年至六年，共移驻乡村19员，平均每年移驻3员，七年至十二年间共移驻78员，平均每年移驻11员。
可见雍正七年以后，佐贰官移驻乡村的趋势愈加明显。
这一统计上的规律也得到了史料的证实。
据乾隆十八年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福建巡抚陈宏谋在奏请定分防县丞拣选题补之例时追忆到“雍正七年三月内钦奉谕旨:各省佐贰微员有地方职掌紧要，新设新移者，查明具奏，交部注册，遇有缺出，拣选题补，永著为例”
[49]，雍正七年的确有一个根据地方形势紧要新设、新移佐贰官员的政治安排。
其移驻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表2-3雍正年间移设乡村州县佐贰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清世宗实录》。
（1）因地方紧要，添置佐贰巡缉。
如台湾县罗汉门地方，其“雄踞万山之中，土地宽沃，内控生番，外屏郡治，北通大武垄以出北路，南通阿猴林散出南路，为奸宄出没、南北往来要害，即朱一贵起乱之所。
一贵在罗汉门招匪竖旗，而后出掠岗山。
今岗山添设守备，而罗汉门弃置空虚;所谓不遏其源而遏其流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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