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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司”
作为一种地域观念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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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地域上的统辖关系，捕巡官及其辖区和都堡等基层地域单元之间，形成了一种层级关系，从而使得知县之权不是直接落在村民头上而是由佐贰“代县令巡行阡陌”
[134]。
捕巡辖区的产生是一回事，但真正形成一种地域观念则是更晚的事。
因为地域观念的形成需要具备几个条件:其一，捕巡辖区相对的稳定性，如此才能形成以捕巡辖区标示地域的功能;其二，捕巡辖区相对普遍性的存在，并逐渐构成民众心目中稳定的介于县域与基层组织之间的地理单元;其三，制度化的分辖体制的形成并合法化是捕巡辖区作为地域单元观念完成的最终标志。
从这一角度衡量，即使在广东，捕巡辖区设置数量如此之多，而且基本实现了县下区域的全部分割，但其权力始终受限于官方文书的特别授权，而这种权力又或大或小，始终并未构成制度化的建制，也未得到《大清会典》等国家大典的“合法化”
承认，始终是作为清代地方行政中“便宜从事”
、“因地制宜”
的特殊个案而存在。
当然，就广东地方性知识而言，从官方和民间两个角度，捕巡辖区的确构成了一种新的地域观念。
这里的官方和民间仅仅是依据文献来源所作的粗略划分，其中官方表达指的是方志编纂、舆图绘制等政府行为，而民间视角指的是审讯记录等直接来自本地人的资料。
官方的视角会影响民间的看法，民间的看法又会进一步渗透进官方对于地域的表达。
方志是州县政府主导下的产物，关于地理区划的记录往往分布在“疆域”
、“乡都”
、“都堡”
、“坊都”
等卷中。
这些记录有的非常简单，仅仅注明都图名称，有的较为详细，不仅有都图名称、距城方位、所辖村庄等项，也包含对该地区基层组织演变状况的记载和对前志疏谬之处的考订等。
笔者在查阅明清广东州县方志时，发现明代方志仅有万历《南海县志》记载了巡检司辖区，至康熙年间，明确记载巡检司辖区的方志才多了起来，到乾隆年间则基本定型，如乾隆年间修纂的《顺德县志》、《南雄府志》、《揭阳县志》、《博罗县志》、《番禺县志》等皆普遍记载了捕巡各官与基层组织之间的统辖关系。
这一状况似乎暗示着随着捕巡各官驻地的固定与职能增强，至乾隆初年开始，捕巡辖区作为一种新的地域单元开始被方志编纂者所接受。
其后至清末的州县志中，不少都记载着捕巡辖区与地方基层单元的统辖关系，或因袭旧志，或补充新知。
如果从省志编纂来看，雍正《广东通志》、道光《广东通志》尚未对此新动向有所记载，真正将全省每一县份捕巡辖区及其辖地第一次给予详尽记载的省志是同治《广东图说》，如番禺县，“主簿一员，驻九江堡，其属大乡五”
，其后分别对沙头堡、大桐堡、九江堡、河清堡、镇涌堡等五堡距县里距、所辖村庄、墟市分布等项给予罗列[135]，形成覆盖广东全省的县——捕巡辖区——堡——村的层级结构。
这一以捕巡辖区统率基层组织的写法被光绪年间编绘的《广东舆地图说》继承下来。
从方志编纂的角度而言，捕巡辖区地理观念是在乾隆初年初步形成的，至同治年间确立，以同治《广东图说》的编纂为标志。
舆图是区划单元的直观反映，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时人对地理单元的认知。
有没有捕巡分辖地图的绘制，是捕巡辖区是否得到官方认同的标志之一。
笔者在广东方志中发现了为数甚多的捕巡辖区图，无可置疑地表明捕巡辖区及其地理观念的存在。
表4-9广东部分方志中捕巡辖区图一览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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