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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而是介乎两者之间，其长官具有朝廷命官的性质，故而区别于保甲长、地方等职役，又往往不具有钱粮、命案全责，与知州、知县不同。
一是地方上形成的各类县以下政区。
近年来，随着乡村史研究的深入，学界对乡村与县衙之间的权力运行机制有了更细致的认识。
黄宗智注意到居于县衙门和民间社会调解机制之间的乡保的作用，提出了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
[23]。
但乡保只是沟通县与乡村之间的各类机制之一，各地所广泛存在的堡、图、社等要更为复杂多样，沟通机制也颇有差异，其中有的属地域单元，但没有行政机构。
这种类型的县以下政区在历史时期广泛存在，地域名称也尤为复杂。
其中分辖僚属官辖区，并非每一县都有，也并非每一县的区域都由两个或更多僚属官分割，其中不少县份是僚属官管理县域一部分，而知县在统辖全县的法理基础上，专管另外的部分区域，因此，僚属官辖区相当于从县的区域内单独划出一个辖区，由僚属官进行管理，形成知县——僚属官——乡村三级管理，类似于一县之内的“特别行政区”
。
笔者借鉴地理学界如贺曲夫等人研究今日行政区划的做法，将其命名为“县辖政区”
，但又重新给予概念上的界定[24]。
贺曲夫是将秦至唐中期具有行政区划特点的县下行政组织和清末至民国时期以地方自治和城乡分治为特色的县下行政组织看作古代县辖政区的类型，该书的界定属于本文所称的“地方上形成的各类县以下政区”
一类，笔者仅将具有正式官僚机构或官僚人员的地域性管辖区视为“县辖政区”
，与贺曲夫的界定几乎完全不同。
由于在全国范围内，县辖政区的数量和辖区远远不足以分割所有疆土，且在职能上多数并不完整，也未在行政上被明确为县下不可逾越的一级，因此不构成一级行政区域，这是需要特别指出的。
利用“县辖政区”
的概念，有利于与现有行政区划层级概念相衔接，形成自上而下的有序体系。
关于行政区划的概念与层级，周振鹤最有研究。
他根据政区所处的管理层级，将其定名为在基层的县级政区、统辖县级政区的统县政区、统县政区之上的高层政区。
县级政区是我国行政区划体系中最为稳定的一级政区，也是皇帝直接任命行政官员的最低一级政区，所以将其定位为基层政区[25]。
毋庸讳言，上述概念的确立是周振鹤对中国行政区划史深入研究基础上慎重提出的，具有极强的概括性，至今得到包括历史地理学、行政区划研究领域在内的广泛认可。
将“县辖政区”
的概念纳入其中，一方面是完善了整个行政区划体系自最高层到最底层的完整性，另一方面用“县辖”
的概念，构建了“统县——县级——县辖”
的层级体系，体现了“县”
这一最稳定的政区形式在政区架构中的中枢作用。
作为清代县辖政区，根据笔者现有掌握的材料，它具备以下特点:
第一，县辖政区管辖范围必须小于所在州县，但允许跨越州县界。
驻在县城，但以全县为权力行使范围的僚属官辖区不是县辖政区。
县辖政区有的是跨界而设，或设于两县交界，甚或三县、四县交界，这些都可以算作是县辖政区。
第二，县辖政区着重在“县辖”
，也即是该辖区的僚属官必须从属于州县。
这里所说的“县”
，指的是县级政区，包括县、直隶州本州、散州、散厅等。
各类土巡检司、土县丞、土吏目等，因其由土司自行承袭，也不属于县辖政区。
第三，县辖政区的长官既可以是分驻乡村的职官，也可以是驻于县城的典史、吏目等官。
分驻乡村者往往具有一定的分防区域，但清代驻于县城的典史、吏目等官有的也管辖县城周边乡村，因此驻地在县城还是乡村，按照清代文献的说法，是“同城”
或是“分防”
与其是否构成县辖政区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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