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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县辖政区必须有一定的专管区域。
僚属官中有一部分虽然分驻乡村，但系专管某项具体事务，如水利、桥梁等，不分辖一定的区域，自然也不是县辖政区。
第五，县辖政区不必具有全面的职责，或仅仅具有治安之权，或进而具有若干词讼之权，抑或具有刑名钱粮等全面之责，都是县辖政区的一种。
傅林祥提出的“次县级政权与辖区”
概念，笔者之所以没有采用，其原因有二:一是这类辖区除了在广东等个别区域实现了全部分割县级政区疆土外，其他地区并未有大规模存在的明确证据，更重要的是在国家的典章制度中也未正式承认这一级政区的存在，在司法上也未构成明确的一级审级，因此，就全国层面而言称作“次县级”
或许并不妥当。
当然，在广东这一特殊地域，巡检司、分防县丞、主簿及典史、吏目几乎分割了整个广东全省疆土，整个辖区也得到官方与民间的认可，是适用于“次县级政权与辖区”
这一概念的，笔者在第四章广东部分的探讨中使用了这一概念;二是“次县级政权与辖区”
将府的同知、通判也纳入其中，笔者认为府的同知、通判品级已高于州县，而且多数分防同知、通判虽然驻扎在县以下的地方，但其所管区域除了个别情况小于县外，不少还兼管附近数个州县的捕务，其辖区甚至要大于县，将其称为“次县级”
恐怕并不妥当，称作“次府级”
或许更合适一些。
讨论清代县辖政区的设置，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县以下社会组织形态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要与学界在讨论基层社会时所形成的若干“中层理论”
发生“接触点”
，如“皇权不下县”
等，它业已成为研究传统基层社会具有较大影响的理论之一，不少论著不加辨析地予以引用。
但其实这个词语出现甚晚，它是农村政策研究者温铁军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26]。
这一概念的提出并未经过科学的论证，而是作为解决农村问题的历史依据所提出的。
“皇权不下县”
五字连用虽是温铁军最早提出的，但这一基本思想则早已有人论及。
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晗与费孝通针对皇权与绅权的讨论中，费孝通就曾提出“传统中国政治双轨制”
，吕思勉也提到“中国官治，至县而止”
[27]。
“皇权不下县”
是否适用于清代以前的基层社会，暂不予以讨论。
仅就清代社会而论，这一理论所面临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佐杂官作为国家正式职官，它所具有的皇权象征意义是无可置疑的。
自清代以来，由于佐杂官的大量进驻乡村，并进而分划辖区，构成县辖政区的设置体系。
这一关键性机制的形成与发展，改变了皇权介入基层社会的形式，“皇权不下县”
论说在清代是否适用?这些进驻村镇，从而直接与基层社会建立联系的佐杂官员，他们如何管理辖区内各类事务、行政运作实态、与绅士阶层的关系如何，将是重新检讨清代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关键所在。
本书将在对清代全国范围内的县辖政区设置及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梳理基础上，尝试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对“皇权不下县”
之说予以辨析。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以往对“皇权不下县”
的辩驳不是没有，包括有些学者认为这一问题并无意义，皇权无处不在，不可能存在外化于皇权的地方，但其实这是对“皇权不下县”
及其相关论说的误读，特别是将该论说所限定的狭义的“皇权”
“偷换”
成广义的“皇权”
，实际上并不是基于同一概念的讨论，换言之，“靶子”
错了（详参本书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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