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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社会治理极为艰难，又岂是知县一人所能为?以往有学者虽注意到此，也注意到捕巡官员参与基层行政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但大多根据律令规章，认为捕巡官虽有广泛职责，但钱粮与司法两项职能是被严格排斥的。
笔者收集的大量广东捕巡官员的行政实践材料揭示，在司法案件上，广东捕巡官员享有较广泛的民间细事审理权以及命案的验报权，部分巡检也确实参与到一定的钱粮、税收活动中，尽管其范围是极其有限的。
与已揭示的其他省区的捕巡官及其行政职能相比，广东佐杂官员的“基层化”
实践又显现出其独特的地域特色。
先谈细事审理权。
清代雍正年间以后所设立的巡检及其分辖地，普遍都有程度不一的审理权。
作为一种督抚进奏、吏部审议的细事审理权，完全是官方授权的结果而不必受到“佐贰不准擅受民词”
的约束。
这一司法实践不仅是一种制度上的授予，而且还是基层司法的普遍实践。
在广东方志中，保存有为数甚多的佐杂官审理民间细事的故事，如“沈大耀，顺天大兴人，乾隆五十九年任淇澳司巡检，廉而慈。
时有叔与侄争水而殴伤其侄者，其侄讼之。
大耀谕之曰:‘此微伤也。
且以叔殴侄，当忍受，何必讼?’其侄感悟而去”
[90];“毛对廷，江西金溪人，初为惠郡巡检，有廉声，由卓异调五斗口司巡检，益厉清操，不因官卑少贬介节，以佛山五方杂处，独勤讥察，漏下三鼓，犹徒步衢巷中听讼明决”
[91]，刻画的正是一个基层“法官”
的形象。
乡间遇有诉讼，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距离最近的捕巡衙门，《驳案新编》中就记载了一起广东司呈报的案件，广东永安县驯稚里司巡检王日新滥刑致毙民命，该案缘起是因“张国梁持赴巡检衙门喊冤投递，王日新接收”
[92]。
不仅一般细事，佐杂可审理，就是田土、户婚案件，佐杂官员也“承间擅受，滥差拘讯，羁押拖累”
[93]，只要不是酿成命案，又往往不易查究[94]。
其诉讼程序可由民人直接诉至捕巡衙门，如《邓钟霖控蓝南妹案判》中蓝培福就是直接“制控百顺司衙”
[95]，长乐县民妇陈胡氏毒死亲夫案最初是十二都巡检柴廷敬“在巡检署内空院拾获白帖一张，内言陈族默报事”
，而后又“传地保彭安受至署查问”
[96];东莞县石龙县丞“置轨署前，令负屈者投词，即为伸理”
[97]。
也可以是由“里长诉之”
[98]，或由县令批示巡检办理，如佛山镇，“其余邻近各堡凡有械斗及构讼诸案，檄征文办，乡人闻片言，纠纷立释”
[99]，“征文”
指的就是五斗口司巡检陈征文;南海县江浦司乾隆五十一年遇到债务案件，“告县发司审断”
[100]。
遇到县令审理不当之处，巡检还可据理力争，如电白县沙瑯巡检姜国楷，“会匪滋蔓，土人妄指良民某，县令三次严拘其人，国楷力辨其枉，至触令怒，卒能保全。
其后其人怀金以谢，国楷挥去。”
[101]
但这种细事审理权始终是一种暧昧不清的授权，一方面，官方文书明令这些佐杂官员可受理偷盗、赌博等细事，但又未明确其为县下一级审级的地位，且何者不可受理，何者可受理，俱在两可之间，故在志书中，我们既看到有大量佐杂官员审理司法案件的实际例子，也在司法文书中不时见到禁止佐杂官员擅受民词的禁令，如清源县，“捕衙与巡司原无案件审理，不得私设班馆羁押勒索，亦不得索取马草钱”
[102]，有巡司因擅受民词而受到处罚[103]，这并不矛盾。
更进一步，广东巡检司还享有命案验报之权，这是在乾隆年间被授予的，“刑部议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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