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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符号在市镇中的象征，换言之，明清市镇并未因其独特的商业性而游离于国家的直接掌控之外，相反，一部分处于底层但仍可视作“国家”
权力在场意义的官员的存在，清晰地证明了明清市镇中确切无疑地存在着一定形式的行政管理，林绍明、张研、张海英等诸位前贤的研究已将佐杂官员的进驻与市镇管理之间划起等号[2]。
他们既注意到市镇中佐杂官员的进驻，也广泛收集了明清方志尤其是乡镇志中所记载的佐杂官员的活动，力图证明这些底层官员在市镇中所起到的全方位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学者太田出对江南三角洲佐杂分防的出色研究，不仅证明了佐杂官员在县以下形成了明确的辖区划分，而且注意到这些官员的活动，“其角色犹如以市镇为核心所形成的此一空间的行政官，即‘镇长’”
[3]。
无独有偶，任放在对长江中游市镇的研究中，同样注意到明清时代这些进驻市镇的佐杂官，指出对于进驻市镇巡检司及其职责的探讨，是研究明清市镇管理机制的重点所在，并将其视为市镇管理官方模式的代表[4]。
上述思路均体现了研究者有意或无意之间将佐杂入驻与市镇管理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关联，以便将市镇纳入到国家行政体系之中的意图。
带着区域比较的思路，笔者认真阅读了前贤关于江南地区佐杂分防与市镇管理的一系列研究，发现以往的研究尽管延续了一贯的精细风格，无论是地方性资料的归纳抑或是分析，几乎题无剩义，但若与江南之外地域的相关研究进行比较，笔者认为这其中仍然存在若干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佐杂官员的进驻是否可以不假思索地等同于在市镇建立起行政管理?以往曾有学者从佐杂官的驻地分布及分防原因的角度对此提出疑问（详见下文），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至少还应在两个层面上提出反思:
第一，局限于江南而论江南市镇，易将江南一地的某些政治、经济现象视作“特殊”
，而忽略江南之外同类现象的存在。
至于江南一地的“特殊经验”
是否真正“特殊”
，在缺少其他地域研究作对比的情况下，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
。
第二，材料来源过度依赖于地方性材料，而对中央档案中所保留的更重要的奏疏档册缺乏利用。
方志所载既有鲜活性的一面，也存在着内容上的缺失，突出的表现在关于其辖区的表述有所遗漏，关于其职责的概括需要人物志的事迹来曲折反映，关于其移驻缘由的论述不得不通过事后间接的分析，由此导致在解释佐杂官员的行政活动时不易明了到底是佐杂官员本身的合法权限抑或是“非制度性”
权力。
关于江南地区佐杂分防辖区的研究，既有太田出的宏观探讨，也有傅林祥、赵思渊以上海、苏州府为地域的精细研究[5]。
上述研究均是本文研究的起点和借鉴，不过稍可补充的是一些来自上层的官方记载，尤其是清代档案中有关江南地区佐杂分防的原始奏疏及《清实录》中的相关表述，这是以往研究较少利用的。
在此基础上，结合地方志的相关记载，对佐杂官员与市镇管理之间的关系提出若干疑问，以求教于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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