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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佐杂分防与新县、旧县的地域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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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县不仅是行政运作的结果，更是地域融合的过程。
裁县是否成功，不仅在于裁撤过程是否顺利，更在于新、旧二县能否融为一体，从而构建出新的地域认同。
然而，清代撤县之后特殊的学额政策和管理模式强化了地域隔阂，“虽合实分”
，复县思潮时时萌动。
而佐杂的分防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原知县所应尽的各类职责，正如直隶新安县被裁后，民人杨溥等人在京控的状纸上所写，“向有旧章，安州兼管新安，新安士民自应以事父母者事之。
而州判驻新安，亦新安之父母也，民亦应事父母者事之”
[164]。
虽在品级上位于知县以下，而有的实际上职任与知县并无太大差别。
从史料来看，在裁县后，分驻佐杂的辖区及其职责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第一种是将刑名钱粮完全交割佐杂管理。
如庄浪县，乾隆四十二年归并隆德县，但“距县较远村落，凡遇完粮诉讼等事，往返维艰”
，故并未“全归隆德”
[165]，该县丞头衔为“庄浪分县兼理粮捕事务”
[166]。
民国二年复县时，其理由即是“向征钱粮，且词讼繁多”
[167]。
漳县亦如此，道光九年裁并入陇西县，同治二年时籍隶漳县的河南布政使为恢复本籍，上疏奏请复设漳县县丞，在追记道光年间裁废事宜时称“县丞系佐贰人员，不过弹压地方，无钱谷兵刑之责。
延自改设以来，惟县试文武生童尚赴陇西应试，其余仓库、钱粮，一切命盗词讼均属县丞管理而陇西县一若督催审转之官，于是地方知有县丞而不知有县令矣”
[168]。
漳县县丞承担刑名诉讼，见于实证，如县丞李忠翰，史载其“筑县望族也。
光绪二十六年署，居官急毅，听断明允，案无积牍，士民称能吏也”
[169]。
第二种是佐杂仅负责治安，刑名钱粮归新并之县经理。
如直隶新安县归并安州，“自道光十二年奉旨裁汰新安归并安州，将知县、县丞、典史、教谕、训导尽行撤回，归部另选，以安州州判移驻新安，总管河道堤工并弹压地方街道，以安州训导移驻新安为安州乡学，所有入学、出贡、补廪人数仍依旧额，至于赋税讼狱俱归知州办理”
[170]。
如河南河阴县，裁入荥泽，“至该地稽查保甲、缉拿盗匪等事，照集镇分员弹压例，添设巡检一员管理，给与印信，以专职守。
俸廉役食，照例于裁存项下支给。
仓廒谷石仍贮本城，便民借籴完纳，责成巡检守看，仍听知县经理。”
[171]
第三种是仅管河道等专项事务。
魏县初裁入大名、元城时，所设魏县县丞其职责是“魏县县丞，准驻扎旧制，改为大名县管理漳河县丞。”
[172]这实际上是试图将旧县之地与新并之县融合管理的尝试，而将驻扎旧县之佐贰职责严格限制在专项事务上。
但这一设置职官的方式并未能持久，乾隆五十九年就将“大名县管理漳河县丞”
改为分防县丞，将除命盗、田土、词讼以外的轻微案件交予魏县县丞办理。
直隶总督梁肯堂跪奏为管河县丞今昔情形不同，奏请酌改分防，以裨地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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