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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陕属延安以北，地方广阔，有延半陕之说。
其习俗悍野，鲜知礼义，棍徒更多妄行，官设三厅，止司塘站，而地方事则杂用州同、县丞、经历、巡检等员主之，谓之堡官，凡钱粮、词讼皆堡官所理，其职任与正印官等”
[54]。
当然，尽管佐杂分理钱粮、词讼往往是出于特殊情势的考虑，通过个别授权的形式得以获取。
但如果说民间细事的受理，是在清代制度设计中本来就可以放开的“口子”
，征收钱粮也只是个别地区、个别佐贰的特殊职责，尚可理解的话，那么佐贰受理命案，是不符合甚至可说完全违反典制。
如前述册亨州同、罗斛州判，虽在设立之初，获得命案审理权，在清代极其罕见。
在乾隆年间就受到贵州按察使高积的质疑:
惟接收卷内，查有册亨、罗斛、大塘三处分驻地方，凡遇命盗重案，俱系该州同、州判承审。
揆之慎重刑狱之义，似有未符。
随查黔省向因地处苗疆，与别省情形不同，原有分驻审理之事。
但细核通省有分驻州同二员，州判三员，县丞七员，内除独山州分驻三脚垄州同一员及永从等县分驻县丞七员，俱止令其就近征收地丁银米并审理户婚、田土细事，如遇命盗案件，无论地方远近，仍令该管州县承审。
又普安州分驻黄草坝州判一员，遇有命盗等案，亦只令其就近验勘通报，仍归州审。
惟永丰州分驻册亨州同一员、定番州分驻罗斛、大塘州判二员不特地丁银米及田土细事，令其经征审理，即命盗重案亦由该员承审解州，与通省体制不归划一。
尽管高积承认，“分设之时，或因地处苗疆，离州稍远起见”
，但毕竟命盗重案，仍须慎重，且上述三员州同、州判审理以后，仍要交州解府审转，比别的县份多一层级，因此奏请将命盗之权收归永丰、定番二州[55]。
事实上，佐杂官从事司法活动不仅不是非制度性的变通之计，反而正是国家明确授予的合法权限。
以往学者往往将佐杂官的地位视作无关紧要，其中一条极为重要的依据就是根据清朝的律令条文，佐杂官作为非正印官，很难合法地参与到“刑名钱粮”
这些最重要的行政活动中。
这种说法表面上看很有道理。
“刑名钱粮”
是州县最重要的职责，也是其最重要的权力。
问题是:制度上的规定是一回事，实际运行的却是另一回事。
佐杂官真的不能从事“刑名”
活动吗?现存保存年代最早、最完整的南部县清代档案中因收录了若干县丞、巡检司的原始司法文书而备受研究者瞩目，其中大量佐杂官直接参与地方诉讼的行政实践，已足以彻底否定佐杂不能承担“刑名”
案件这一论说[56]。
南部县的案例当然并非孤证，反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案例而已。
嘉庆《大清会典》规定“凡官非正印者，不得受民词、户婚、田土之案，皆令正印官审理”
[57]。
雍正十一年还谕令凡佐贰擅受民词，不仅该印官要受惩处，即使是到佐杂衙门呈控者也要杖一百[58]。
中央政府曾多次谕令禁止佐杂官擅受民词，但换位思考，这些禁令恰恰反映出佐贰受理地方诉讼是如此普遍，根本无法得到扼制，以致中央不得不三令五申制止。
无论从官方政典中，还是地方司法实践中，似乎佐杂受理词讼并非总是受到限制，有相当数量的事例证明这种司法行为还曾得到官方的认可，只是受理范围有大小之别:
第一种，可处理赌博、奸匪等案件，但户婚、田土不予。
如山西西火镇县丞、虹梯关巡检、石城里巡检，“各分定经管地方，凡该管村镇奸拐、邪教、窃盗、赌博、打降、私宰、私贩、硫磺等项，一切违禁犯法之事俱责成该员等就近稽查盘拿，仍归该本县办理完结。
其户婚、田土等事不得违例管理”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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