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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文集浩如烟海，其中保存了大量档案和方志所不记录的内容，如福建分征县丞设置过程中县吏与乡绅之间的拉锯正是依赖于文集的记载才得以呈现。
同时，像个别出色的佐杂官也会留下相对比较丰富的记载，如曾担任过江苏省震泽县平望司、太湖厅甪头巡检司的暴式昭就因政绩突出、清廉自守，故而留下时人的各种题咏，为了解巡检司在地方所从事的政务范围及其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留下了最直接的记录[54]。
关于佐杂官群体的专门文集有两部，一部是《佐杂谱》，为光绪十八年补用直隶州州同李庚乾有鉴于社会对佐杂官群体的轻视而特意从文献中辑录的嘉言懿行;一部是《佐贰须知》，不著撰人，介绍了佐贰为官诸多注意事项。
年谱亦记载了不少细节性史料，如关于广东的佐杂官，年谱中就有较丰富的资料，有的保留了巡检司等官处理民间事务的行政文书，可补方志之不足。
总体思路方面，本书将在系统、全面收集清代档案、实录、政书文献的基础上，着力于探讨如下问题:
1.对清代县辖政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即作为一种全国层面的制度设计，其制度渊源何在，在清代又经历怎样的制度变革，在民国时期的消失等状况进行长时段的梳理。
对全国层面基本制度的梳理，以往饱受诟病的地方在于其对制度条文的重视与实际运行状态的忽略。
但笔者以为，这种批评有一定合理性，但又不可绝对，以为律令条文不重要。
事实上，非经律令条文的梳理，地方行政实践中对制度的“背离”
便天然地失去用于比较的对象。
况且，即使是制度条文，也有“惯例”
和“特例”
之分，“特例”
在某种情况下也将构成“惯例”
和“成案”
，尤其是清代制度设计中可以“援引为例”
。
在江南地区县辖政区的研究中，笔者就注意到一些学者从区域研究中归纳出的一些看起来背离了制度设计的行政实践，如果查找中央档案，回到真正的“制度”
本身，非但不是一种“违背”
，反而正是一种“遵守”
。
因此，笔者以为在区域研究大行其道的今天，对典章制度的梳理不是不重要了，反而是更加重要了。
2.清代县辖政区的空间分布。
清代县辖政区的分布有其空间差异，而其背后代表着清代对不同区域的差异化治理。
对一种形成原因较为复杂的历史现象给出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并非易事，本书将尝试提供若干可以切入的角度。
3.清代县辖政区的类型及区域差异。
作为一个在整个清代存在于除西藏、青海、内外蒙古之外几乎所有区域的一种制度，其存在形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区域差异，仅仅对其制度变迁做出概要式的梳理显然并不能真正认识制度的实践本身，因此，选择若干典型个案进行深入分析便是必然的研究选择。
然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样本如何选择，选择的“典型”
是否会抹杀“普遍”
早就成为聚讼不已的问题。
本书无意于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而只想强调在研究区域问题之初，本书便一直将全国各个区域的资料进行无差异化的收集和整理，在此基础上，选择笔者自认为代表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若干案例。
这些案例或者分布在极为特殊的地域，或者虽分布于不同地域但却具有近似的特点，也有一些是清代针对某一类行政问题而做出的特殊制度设计，这其中包括京师顺天府大兴、宛平两个政治核心区的县辖政区设置，也包括最普通的县级单位之一的四川南部县县丞、巡检司的政务运行机制，在笔者看来，清代多数区域的县辖政区皆与南部县县丞、巡检司相仿。
既有以福建、甘肃为代表的以分征钱粮为其典型职能的县辖政区，也有以清末新疆、东三省、清初陕北以及清代民国时期的云南、贵州为代表的以地区开发进而设置县级政区为旨归的县辖政区;既有以广东省为代表的覆盖省下几乎全部区域，构成县下一级行政机构的县辖政区，也包括以若干被裁废之州县转而以设置县辖政区形式实现辖区转换的特殊制度;对江南地区学术界通常的将县辖政区设置与市镇管理联系起来的思路也予以重新讨论。
本书虽尽量涵盖清代县辖政区的所有类型，但作为一种变通性极强的制度设计，若干县辖政区未被包含于上述类型或许也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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