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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出自《劝学篇》。
《蚕赋》取自于第二十六篇《赋篇》，是其中五个小篇中的一篇，原篇无题，后人名之谓《蚕赋》。
因为“蚕”
音同于残暴的“残”
，所以这篇《蚕赋》中说它“名号不美，与暴为邻”
。
蚕吐丝结茧，奉献人类后，自己却功成身败；蚕蛾产卵后，人们丢弃将死的蛾子而收藏蚕卵以待来年，这些典型的蚕业生产特点，《蚕赋》中仅用“功立而身废，事成而家败。
弃其耆老，收其后世。”
寥寥数语就形象地概括了，而且还赋予了深刻的内涵。
此外，从《蚕赋》中“屡化如神”
、“三俯三起”
、“冬伏而夏游”
、“前乱而后治”
等语句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的蚕业水平已对蚕的变态、眠起、化性现象及吐丝特点等都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完全可以把《蚕赋》看成一篇精炼的科技文献。
当然，象“前乱而后治”
这样的语句是不是也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哲学见解和政治见解呢？这是史学家们的事了。
这篇《蚕赋》不但寓哲学思想于蚕的生理现象之中，准确地概括了蚕的一生以及它为人类作出的贡献，而且还通过赞颂蚕辛劳一生的美德，含蓄地嘲讽了过着男不耕女不织的寄生生活的贵族阶层，同时，也精确地阐述了蚕业科技理论。
其巧妙地揉合文学、科技和思想内涵于一体的高超水平不得不令今人折服。
杨泉的《蚕赋》则全然不同，从文学性和思想性上来看，它无法与荀况的《蚕赋》相提并论，但它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地描述了养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确切地说，杨泉的《蚕赋》更像是一篇以赋的形式写成的蚕业生产技术要点，类似于现在专门用来辅导蚕农的技术资料。
杨泉只是西晋的一个微士，并没有出任过什么显要官职，终身默默无闻，所以少有他的传记，但他是一位地道的饱学之士，著有《物理论》十六卷、《大元经》十四卷，可惜都已亡佚。
唐代马总所编的《意林》曾保留了《物理论》的片断，清代孙星衍辑集成《物理论》一卷。
《蚕赋》就是其中的一个篇章。
温室既调，蚕母入处，陈布说种，柔和得所，唏用清明，浴用谷雨，爰求柔桑，切若细缕，起止得时，燥湿是俟，逍遥偃仰，进止自如，仰似龙腾，伏似虎跌，圆身方腹，列足双俱，昏明相椎，日时不居，奥台役夫，筑室于房，于房伊何，在庭之东，东受日景，西望余阳，既酌以酒，又挹以浆，壶餐在侧，脯脩在旁，我邻我党，我助我康，于是乎蚕事毕矣。
在这篇《蚕赋》中，与养蚕密切相关的重要技术要素，如温度、湿度、光线、桑叶老嫩、切桑要求、给桑规律、蚕儿动态、蚕室环境等等都一一点到，绝无疏漏，甚至连养蚕时需要大家齐心协力的劳动特点都谈到了。
可见，杨泉的确可称得上是一个精通养蚕技术的行家了。
透过这篇《蚕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晋代的蚕业技术已积累了相当丰厚的经验，即使用当今的科学眼光来分析，这些经验仍不失其正确性和实用性。
集中展示蚕业技术和蚕文化成果的，是历朝历代的综合性农书和专业性蚕书。
据有关资料介绍，我国自汉代至清末，共有包含蚕业内容的综合性农书56种，专业蚕书21种，除因失传而无法考证其内容的以外，大部分都详细记录了当时对蚕业技术的认知和与之相关的民俗、文化等内容。
在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很多文化的东西都还处于萌芽状态，再加上鬼神崇拜等唯心思想的渗入，使得技术与文化紧紧纠葛在一起而难分彼此，并不象今天这样泾渭分明。
所以，那些在古人看来是纯技术的农书或蚕书里，其实有大量是今人所谓的“蚕文化”
的内容。
正因为有了这些看似浑沌的内容，它们的史学、文学、哲学等文化价值才从中显现出来，成为我们学习研究古代蚕业技术，同时也是学习研究蚕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据有关史藉记载，我国汉代前后就已有《蚕法》、《蚕书》、《种树藏果相蚕》等专门论述蚕桑的著作，可惜，这些古籍都已经失传了。
自汉以来，较有名的综合性农书就有《汜胜之书》、《齐民要术》、《陈敷农书》、《王祯农书》和《农政全书》等，这些农书中，都设专章对栽桑、养蚕等蚕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环节详加论述，充分显示了古代农学思想对蚕业的重视。
以上所述的农书被誉为我国古代的“五大农书”
，分别是各历史时期农业科技专著中的经典之作，而且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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