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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儒家的汉代经学对《关雎》的一种阐释。
作为中国文化元典的意义
回到最初提出的问题上，其实我是在讲这样几句话：第一句，我们现在把《诗经》看成一部诗歌总集，古人不是这样看的，古人是把它看成“经”
的。
第二句话，作为儒家的经典，它有特殊的阐释，并不完全根据诗歌文字原有的内容来进行阐释，而是把儒家所持有的某些价值观注入经典。
第三句话，我认为是更重要的，就是《诗经》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元典，就是最初的和根本的经典（关于“中华元典”
，冯天瑜有系统的论述）。
这个跟它作为儒家经典这样一个身份有相重的地方，也有完全不相重的地方。
《诗经》包含的作品，最早的差不多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就是西周初，最晚的作品是春秋中期。
《诗经》成书的年代，根据学者的讨论，大家比较接近的看法，差不多就是孔子出生的时期。
我们知道在《论语》里面提到《诗经》的时候不叫《诗经》，是叫《诗》或者叫《诗三百》，也就是说孔子所接触到的这样一个文本，就是三百篇左右的文本。
“三百”
是取整数而言，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是305篇，孔子看到的《诗经》可能也就是305篇，孔子教学生所读的这部《诗》，很大可能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这部《诗经》。
儒学作为一个学派，是由孔子建立的，而远远在孔子建立学派之前，《诗经》的作品就已经产生了，《诗经》成为一个稳定的文本也是在孔子之前。
所以你不可能只是从儒家的经典这个角度上来理解它，况且汉儒的解释和孔子对《诗经》的理解还不一样。
当我们说《诗经》是中国或者华夏民族文化的一部元典的时候，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来理解它呢？
最简单地说，我们讲中国历史的过程，古代通俗小说经常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
，最初是盘古，然后是三皇，然后是五帝。
但是在《史记》这样相对严肃的历史记载中，并不写三皇，为什么呢？因为三皇这样的传说，对司马迁来说已经是不可稽考的，是荒诞无稽的，是无法确认和无法阐述的历史。
因此司马迁的《史记》是从《五帝本纪》开始的，《五帝本纪》的第一个人物是黄帝。
为什么从黄帝开始？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符号，认同黄帝是我们民族的祖先，就是认同我们从属于这个文化系统。
黄帝是一个精神符号，所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样的五帝，其实也都是一种历史传说，不是一个确切的可以考察的真实的历史。
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五千年”
，但是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必须理解所谓“五千年”
是包含着一种传说的成分，早期的历史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我们现在已经不可稽考了。
五帝而后就是三王，就是夏、商、周的时代。
夏被有些学者理解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在司马迁的《史记》里也有关于它的记载。
但是在历史考古学中，它是否可以被确认，仍然是个大问题。
问题主要在于，夏王朝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王朝，还是一种传说？没有确凿的文献资料来证明。
你说某个考古遗迹早于商代，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它是否就是属于夏王朝呢？也没有办法确认。
再往下就是商朝。
商是有文献可以印证的，司马迁的《殷本纪》可以跟考古发掘的甲骨文相互印证。
王国维在这方面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学术工作，用安阳发现的甲骨文和《殷本纪》对证，有力地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并且确认了司马迁的《殷本纪》是有确切的历史依据的。
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把殷商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源头，或者说作为中华文化已经成型的一种形态。
为什么呢？因为商文化中没有出现我说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元典。
甲骨文是一种特殊的文献资料，它主要是古人占卜活动的遗物。
这个占卜其实跟看手相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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