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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说过，士大夫的词和这种市井风格的词，两者很显著的差别，就可以从晏殊和柳永的对话中看出来。
之前我们读过晏殊的“一曲新词酒一杯”
，那种情感的表达，那种非常高贵的、贵族气息的表达方法，描写到一定的程度，就不再深入下去，就停在一个很平和的状态之上。
他绝对不使情绪强化和激化，保持在一种平淡的气氛中，而这个平淡的后面其实是有很深的东西。
市井文学则是要穷形尽相，非要写到真正感觉到刺激了大家为止。
还有一个故事是讲柳永跟苏东坡的。
苏东坡问他的门客，我的词跟柳七相比如何？门客赞颂他，说柳永那个词，只配十七八岁的小女孩，拿着红牙象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
；您老人家的词，要叫关西大汉，拿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
这个比喻当然让苏东坡很开心。
但是你要知道，实际上词都是小女孩唱的，没有关西大汉唱的。
这两个故事表明什么呢？也就是在讲柳永词的时候，我想讲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以柳永为标志，在中国文学里面出现一种新的文人类型，从柳永开始，到后来像唐伯虎、李渔这种类型。
他们虽然是传统士大夫的一分子，接受的教育是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但是当他们在传统的士大夫的人生道路上不太顺利的时候，会去寻求另外一种托身之所，也就是说，他们在另外一种场域中去求取他们的物质资源和社会成功。
人在世界上能够追求的东西其实说到底就是两件，一个是物质资源、财富，另外一个就是社会成功。
当城市经济逐渐发达，市民本身所拥有的经济力量增长，乃至于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文人就可以寻求到另外的一种生存方式。
传说柳永死了以后，家里没有钱收葬，是一些妓女凑钱把他葬掉的。
这当然是一个故事，收在《喻世明言》里面的。
但这个故事本身说明了什么？说明市井文人和市井社会的一种密切的关联。
我这里主要是想讲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传统的士大夫在商业社会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他们谋生的方法会产生一种变化，因此他们的创作和趣味也会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在柳永的词里面是表现得很清楚的，这也引起了士大夫的一种不满。
晏殊、苏东坡虽然都特别自信，可是遇到柳永，还是不免酸溜溜的。
《鹧鸪天》：浪子的美梦
鹧鸪天
宋·晏几道
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
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
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
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9]。
在讲晏殊的时候，我们没有讲晏几道。
晏几道也是宋代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他擅长作小令，擅长描述一种被阻隔的爱情，题材类似李商隐的无题诗，但是比李商隐所写的情调要更放纵和热烈一些。
晏殊曾经获得过很高的社会地位。
但是宋代的社会结构跟南朝到唐代的这种社会结构已经不一样了。
在南朝到唐代，还存在着门阀制度，有些家族拥有一种世代相续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
但是到了宋代以后，我们就很难看到这种情形了。
简单地说，如果我们把南朝和唐代的那种世族称为贵族的话，到了宋代这种贵族已经不存在了。
因此，即使像拥有这样高的社会身份的晏殊，他的下一代如果没有取得比较高的政治地位的话，他的处境就会比较潦倒。
晏几道是晏殊的小儿子，在他成年的时候，家庭的华贵都已经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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