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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得到蔡元培作序，熊子真无疑是幸运的。
这份幸运既反映出蔡元培先生不遗余力奖掖后学的伟大胸怀，也反映出熊子真识人眼光的敏锐和独到。
如果当初熊子真选中的不是蔡元培而是另外一人，那么，最终的结果可能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想想看，像蔡元培先生这般无私伟大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究竟会有几个？
对于熊子真来说，这个序言极为重要！
它不仅极大地增强了熊子真钻研学术的自信心，也在学界为他赢得了极大声誉。
如果说，熊子真是一块金子，那么，蔡元培就是那个把金子从泥土中挖出，并小心翼翼为之揩去泥土的淘金人。
1919年5月，由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新文化运动促进思想解放，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再加上欧洲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二十一条”
的签订，终于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
爱国运动。
“五四”
运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和觉悟，促进了全国人民对改造中国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也促进了新思潮的蓬勃兴起，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在这种背景下，熊子真离开德安，经朋友介绍，应聘到天津南开学校担任国文老师。
南开学校是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于1904年由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创办，以校风优良、名师荟萃、人才辈出而闻名于世。
梁启超曾说过：“假使全国学校悉如南开，则诚中国之大幸。”
对于熊子真来说，当教师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在黄冈和德安的时候，他都是享誉四方的教书先生。
所以，在南开学校，他的教学效果也很不错，赢得了学生的喜爱和同事的认可。
不过，作为国文教师，熊子真却和教理化的老师孙颖川有着共同的话题，经常凑在一块，讨论中国文化，比如就“中国何以向来无科学思想、民主思想”
这个话题，他们俩就曾经进行过非常深入的探讨，最后，他们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是由于两千多年来封建专制的毒害，最终禁锢了人民的学术思想。
在教书和探讨学术之余，熊子真依然保持着广泛阅读的习惯。
有一天，他在学校阅览室里翻看过期杂志时，无意中读到了一篇文章，结果，这篇文章再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
那是一篇什么文章呢？
原来，在1916年出版的《东方杂志》十三卷第五至八期上，连载了一篇署名为梁漱溟的长篇文章《究元决疑论》，指名道姓地批评熊子真发表在当年《庸言》上的那组文章，说熊子真“愚昧无知”
，根本不解佛教真谛。
一向狂放的熊子真一口气读完这篇点名骂自己的文章，竟然没有生气，反而觉得这个叫梁漱溟的人值得结交。
这就好比一个武功大师，忽然有一天碰到了另一位武功大师，油然而生惺惺相惜之感。
那天，熊子真从图书馆回到宿舍，饭都顾不上吃，趴在桌子上给梁漱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示要与梁漱溟进行当面切磋。
信寄出不久，熊子真就收到梁漱溟的回信，表示欢迎熊子真能到北京一晤。
转眼到了暑假，熊子真从天津专程跑到北京，在广济寺内见到了借居在那里的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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