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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陨朝堂：身后影响与历史评价的双重维度延熙九年（246年），董允病逝于任上，蜀汉政权失去了最后一位“四英”
成员。
他的去世，不仅是蜀汉政坛的重大损失，更成为蜀汉政治风气由清转浊的转折点。
接替董允担任侍中的陈祗，“为人谄媚，善承上意”
，一改董允的刚正作风，主动与黄皓勾结。
随着陈祗后来兼任尚书令，黄皓逐渐从“黄门丞”
升任“中常侍”
，开始“干预朝政，作威作福”
。
刘禅也在失去董允的约束后“为所欲为”
，甚至在董允去世后“想起他便切齿痛恨”
，足见董允生前对其约束之严。
，！
董允去世后的二十余年里，蜀汉政权日趋腐败。
黄皓专权、朝政混乱、军备废弛，最终在景耀六年（263年）被曹魏所灭。
蜀地百姓在亡国之痛中，更加追思董允主持宫廷事务时的清明时代，“每论及允，无不流涕”
。
这种“身后追思”
，并非简单的怀旧情绪，而是对董允“匡主安邦”
之功的深刻认可——正是他在任时的严格防范，才为蜀汉赢得了近二十年的稳定局面，延缓了政权衰落的进程。
后世对董允的评价，始终围绕“忠”
“正”
“廉”
三个核心展开。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的评价“此皆良实，志虑忠纯”
，成为后世定义董允的基本基调；蒋琬的“翼赞王室”
，概括了其政治贡献；陈寿在《三国志》中盛赞“董允匡主，义形于色，皆蜀臣之良矣”
，将其与董和、刘巴等贤臣并列；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明确将其与诸葛亮、蒋琬、费祎并称“四相”
“四英”
，确立了其在蜀汉政权中的核心地位。
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特别指出，董允是极少数“子不系父，可别载姓”
的人物之一。
在《三国志》的编纂体例中，子孙事迹通常附于父兄传记之后，而董允却得以独立成传，这一特例既体现了陈寿对其“名位优重，事迹逾父”
的认可，更彰显了其历史地位的独立性——他并非依靠父荫成名，而是以自身品行与作为，成为蜀汉历史上不可替代的“贤臣标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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