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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举措深得吏民拥护，南宋工部侍郎李心传甚至将眉州通济堰的创始之功归于李严此次兴修水利的盛举。
在军事领域，李严同样展现出过人的胆识与谋略。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盗贼马秦、高胜在郪县聚众数万起兵反叛，率军攻打资中县。
此时刘备正率主力在汉中与曹操鏖战，根本无法分兵平叛，犍为郡陷入危急局面。
面对数倍于己的叛军，李严并未惊慌，也未向汉中求援，而是果断率领本郡五千士兵前往讨伐。
他凭借灵活的战术与坚定的指挥，一举击溃叛军，斩杀马秦、高胜等首领，其余叛军余党“悉皆溃散，复为平民”
。
李严对降众不加追究，尽数恢复其百姓身份，既平定了叛乱，又安抚了民心，展现出恩威并施的治理智慧。
不久后，越嶲郡蛮夷首领高定率军叛乱，包围新道县。
李严再次率军驰援，迅速击败叛军，解除新道之围。
两次平叛的功绩让刘备对其愈发器重，当即加封他为辅汉将军，仍兼任犍为郡太守。
这一时期的李严，不仅在地方治理上政绩卓着，更在军事行动中屡立战功，成为蜀汉政权中不可多得的复合型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李严在犍为郡任上还参与了蜀汉法律体系的构建。
刘备平定益州后，深感“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
，遂命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与李严五人共同制定《蜀科》。
作为唯一一位来自地方的参与者，李严结合自身治理经验提出的建议，对《蜀科》“科教严明，赏罚必信”
特点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套法律体系此后成为蜀汉政权的治国基石。
，！
不过，李严“性自矜高”
的性格缺陷在这一时期已初露端倪。
他在任期间“大修房舍，治家宅过于奢华”
，甚至因迁移郡治官邸之事与持反对意见的郡功曹杨洪发生激烈争执，导致杨洪愤而辞职。
这种刚愎自用、不容异见的行事风格，为他日后的政治悲剧埋下了隐患。
托孤重任：永安体系的权力布局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击败曹操夺取汉中，进位汉中王。
在劝进刘备的表文中，李严位列十一位领衔人物之一，足见其此时已跻身蜀汉核心决策层。
章武元年（221年），刘备称帝，建立蜀汉政权，年号章武。
次年，刘备为报关羽之仇，亲率大军伐吴，却在夷陵之战中遭遇惨败，率残兵退守永安（今重庆奉节）。
这场战败不仅让蜀汉国力大损，更让刘备身心俱疲，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章武二年（222年），刘备在永安病重，急召李严前往行宫，任命其为尚书令。
尚书令在汉代为少府属官，掌文书奏章，东汉后期逐渐成为总揽朝政的要职，地位仅次于丞相。
刘备在危难之际将此职授予李严，既是对其行政能力的信任，也是对蜀汉权力结构的重要调整。
此时诸葛亮虽为丞相，但正留守成都主持后方政务，李严出任尚书令，实则形成了成都与永安两大权力中心相互制衡的格局。
章武三年（223年）春，刘备病情加剧，临终前上演了三国历史上着名的“白帝城托孤”
。
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刘备“召诸葛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
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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