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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对李严的任命上，刘备则赋予其军事重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
。
这一安排并非偶然，而是刘备基于蜀汉政治现实的深思熟虑。
从权力结构来看，刘备任命诸葛亮为丞相，主管行政与内政；任命李严为中都护，主管军事并镇守永安，形成了“政由葛氏，军由李氏”
的制衡格局。
永安作为蜀汉东部门户，紧邻东吴，战略地位至关重要，由李严镇守可防范东吴突袭。
同时，刘备此举也有平衡益州本土势力与荆州外来势力的考量：诸葛亮代表荆州集团核心，李严则兼具荆州出身与益州治理经验，能得到双方认可。
后主刘禅继位后，于建兴元年（223年）加封李严为都乡侯，假节，加授光禄勋，进一步巩固其地位。
建兴四年（226年），李严升任前将军。
此时诸葛亮准备进驻汉中，为北伐做准备，遂将后方事务托付给李严，并命其从永安移驻江州（今重庆渝中区）。
江州作为连接益州腹地与永安的战略枢纽，李严在此驻扎既可统筹后方军事，又可支援汉中前线。
诸葛亮还任命征西将军陈到接替李严镇守永安，且“统属严”
，进一步强化了李严的军事指挥权。
这一时期的李严，达到了政治生涯的巅峰。
他身兼前将军、光禄勋等职，封都乡侯，假节，手握重兵镇守一方，与诸葛亮同受托孤之命，成为蜀汉政权中仅次于诸葛亮的二号人物。
刘备的信任与重用，为李严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但也让他对权力的欲望不断膨胀。
将相失和：权力漩涡中的矛盾激化李严与诸葛亮的矛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蜀汉政治局势的发展逐渐激化。
二人虽同为托孤大臣，但在政治理念、权力诉求与治国方略上存在根本分歧，这些分歧最终演变为不可调和的冲突。
建兴四年（226年），诸葛亮准备出兵汉中，为北伐曹魏做准备，希望调李严率军前往汉中镇守。
这一安排本是出于北伐大局的考虑，汉中作为北伐前线基地，需重臣镇守。
但李严却“穷难纵横，无有来意”
，极力推脱不去，反而提出“分五郡为巴州，求为巴州刺史”
的要求。
当时蜀汉仅辖益州一州，李严要求设立巴州并担任刺史，实则是想与诸葛亮分庭抗礼，形成“益州牧诸葛亮、巴州刺史李严”
的二元权力结构。
诸葛亮认为此举会破坏蜀汉政权的统一，遂拒绝了李严的请求，二人之间首次出现公开裂痕。
此前，李严还曾做出过更令诸葛亮警惕的举动。
他曾私下劝诸葛亮“宜受九锡，进阶称王”
，九锡是古代帝王赐予诸侯大臣的最高礼遇，通常被视为篡权的前兆。
诸葛亮对此极为反感，在回信中严词驳斥：“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这番话既表明了自己兴复汉室的决心，也暗含对李严的警示。
李严此举究竟是真心劝进还是试探诸葛亮的野心，已无从考证，但无疑加深了二人之间的猜忌。
蜀汉大臣陈震对李严的为人早有察觉。
他在出使东吴前，私下对诸葛亮说：“李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
“腹有鳞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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