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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科讷希特一直在为卡斯塔利亚这个精神团体提供服务，全身心地奉献于它，对它所拥有的力量与思想感到无比钦佩。
可是与此同时，他也发现这个精神团体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它总是倾向于将自己作为方法，将自身视作唯一的、纯粹的目标，完全忽视了自己在整个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理应承担的义务、理应背负的责任、理应进行的诸多合作，最后堕落为乍看起来无比辉煌，实际上却越来越饱受谴责、与现实生活越来越背离的一大片贫瘠土地，再也没有长出新果实的能力。
科讷希特在自己人生的早期就已预见到了这种危险，也正因如此，当时他才一而再、再而三地显露出犹豫的神情，不敢完全投入玻璃球游戏中；在与玛丽亚菲尔修道院内本笃会修士们的讨论中，尤其是在与雅科布斯神父之间进行的辩论中，这种危险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显，因为在上述讨论、辩论的过程中，无论他怎样勇敢地去捍卫卡斯塔利亚，怎样旗帜鲜明地反对修士们和神父的主张，这种危险的客观存在，经常会令他感到一阵心虚，有时甚至会对自己的言论产生严重的怀疑。
不仅如此，时隔两年，当他终于再次回到瓦尔德策尔，最终成了“卢迪大师”
之后，或许是因为在卡斯塔利亚所辖疆域之外旅居的时间较久，加上他天生即具有极为敏锐的感知力，在他看来，“教学省”
的未来将要面临的这种危险已开始出现各种具体的症状，这些症状不仅明显，在他面前出现的次数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在隶属于各个不同机构的办事人员当中，在他自己手下直属的官员们当中，已然出现了这类症状，他们做起事来固然尽忠职守，奉行的却是距离当下颇为遥远的办事传统，虽然纯粹又高贵，却与现实格格不入，充满了矛盾；在瓦尔德策尔的精英小圈子里，已然出现了这类症状，这群玩家固然水准极高、技艺精湛，但性格中却充满了傲慢，自认为高高在上、与众不同，实际上只是在不断重复游戏中固有的一些内容，在受到严格限制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排列组合，再也无法创造出真正崭新的东西；尤其在他那位特古拉尼乌斯的身上，在那位感人肺腑与恐怖可怕的程度几乎保持了一致的人物身上，症状表现得格外明显。
在熬过了自己艰难无比的玻璃球游戏大师第一年任期之后，科讷希特总算能够挤出些许空闲时间，投入自己阔别已久的私人生活，于是，他又回到了历史研究的领域。
有生以来，他第一次真正睁大双眼，沉浸在了卡斯塔利亚的历史当中，经过一番研究，他开始发现并确信一项久已存在的现实，即“教学省”
并不像自己原先所想的那样无懈可击、充满自信，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它与国家在生活、政治和教育上的互动关系，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其实一直处于不断衰退的状态。
诚然，卡斯塔利亚当局在精英学校教育和自由研究等具体问题上仍有发言权，仍然能够为国家教育部门提供最权威的意见；诚然，“教学省”
仍然在为国家提供优秀教师，并且在各种学术研究问题上掌握着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然而，细究起来就会发现，这一切其实都是依靠着长久以来的惯性在运作，就像一台老旧的机械，在无限重复着过去的机制。
卡斯塔利亚内部各处精英学校的年轻人，如今甚至都不太热衷于到校外去进行各项课外活动，至于离开“教学省”
到外界去担任教师这种事，当然更没有多少人愿意了。
相应地，外界的政府部门与私人机构也不太热衷于跟卡斯塔利亚交流往来，几乎不愿意再像过去那样，专程到“教学省”
来征询意见——要知道，在与外界过从甚密的那段辉煌时光里，卡斯塔利亚人的意见一度是非常重要的。
比方说，在那些事关重大的法庭听证会上，相关各方都很愿意向卡斯塔利亚人咨询意见，而且这些意见也经常会被听取，往往会对听证会的走向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讲到这里，或许会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误解，即外界与“教学省”
之间文化水平的差距已显著缩小，再向后者咨询意见已无必要，因此才会出现上述交流减少，乃至于无人问津的现象。
可是，一旦将这一时期卡斯塔利亚的文化水平与全国各地进行对比，马上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还在以一种要命的速度相互背离，分歧越来越大，越来越无法弥合：卡斯塔利亚的文化越是受到精心呵护，学科领域的不同门类越是分化，知识生产得越多，世俗世界就越是倾向于让这个“教学省”
独立在外，成为一座孤岛。
他们宁愿将卡斯塔利亚视作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省份，视作一个外来体，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不是我们每天都会吃的面包。
诚然，这个国家的人们对它依旧存着一份骄傲，就像普通人家收藏了一件历史悠久的珍稀文物；他们当然不愿意随意丢弃这件文物，但它像现在这样突兀地摆在家里，又起不到什么实际的作用，既不流行，还占地方，大家目前并不怎么喜欢它，情愿跟它保持一定距离。
这户普通人家并不具备足够的知识水平，无法理解这件文物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之所以依旧将其收藏在家中，无非是因为有着一份希望能够延续传统的心态、一种长久秉持的道德观念，以及一套凭感觉行事、说不清道不明的自我意识，他们不曾想过，这件文物的留存已不再适合现实生活，已经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积极意义了。
全国各地同胞对“教学省”
的兴趣，他们平时对该省大大小小机构职能的参与，尤其是对玻璃球游戏相关活动的参与，如今已经大打折扣，恰如卡斯塔利亚人对国家、国民的生活与命运的参与。
科讷希特早就知道，在上述一系列显而易见的事实当中，存在着亟待纠正的错误，必须尽快恢复与外界的正常交流和沟通，可是，作为玻璃球游戏大师，他却不得不专门跟卡斯塔利亚人、跟玩家聚居区的专家们打交道，这对他而言无疑是一种明明都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的悲哀。
也正因如此，他才想方设法地将自己的精力越来越多地投入提供给玻璃球游戏初学者们的课程当中，而且希望学生们的年纪尽可能小，越小越好——道理很简单，他们越年轻，就越能跟包括卡斯塔利亚在内的整个世界、跟各种可能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他们越年轻，接受系统化、专业化培训的程度就越低，思想上的局限性自然也越少。
到了这个阶段，科讷希特经常感觉到自己对世俗世界、对普罗大众、对返璞归真的生活有着一份强烈的渴望——事实上，他几乎没有真正体验过这种生活，长期以来，这种生活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可是，假如这种生活在某些未知的地方仍然存在的话，那他无疑是非常想要过去体验的。
诚然，像科讷希特这类强烈的渴望，这缕时而出现的空虚感，这种生活在过于稀薄的空气当中、经常觉得自己快要呼吸不上来的窒息错觉，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或多或少也是有过的，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体验。
甚至连国家教育部门也意识到了这一困境，即便没有准确意识到、无法对其加以概括，至少也在不停寻找各种实践性的方法，试图抵消其带来的消极影响。
比方说，通过增强平时的体育锻炼尝试各种户外运动，培养各种手工艺和园艺方面的爱好，等等，试图用这类实验找到合适的手段，弥补过于注重精神领域建设而给自身带来的不足。
另一方面来讲——假如我们对这段时期情况的观察没有弄错——在这一时期，团体组织的领导层中也出现了一种试图改变现状的倾向，具体而言，他们撤销了科研事业中一些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养尊处优、百无一用的门类，同时倾向于加强冥想方面的训练，以及对应的监督与监管。
要知道，眼下卡斯塔利亚的病症已经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大家既不需要成为一名怀疑论者，也不用成为一位悲观主义者，不必成为团体组织里的一个坏分子，哪怕只拥有最基本的、平庸的观察力，也会同意约瑟夫·科讷希特的观点，知道他所预言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早在大多数精英分子发现问题之前，他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这个小共和国，我们这台既复杂又敏感的机器，其实早已老旧不堪、不敷使用，这个日趋老化的有机体，它的许多器官都需要淘汰掉、需要更新换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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