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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内，他组织了约50个小组接受破坏活动的技术训练，还为来自英国的武器、炸药和其他物资建立了空投区域。
后来的事实证明，卡马斯对秘密工作有一种本能的天赋。
与特别行动处的许多同事不一样，他对安全是非常重视的。
他采用了共产党人的组织和抵抗战士长久以来一直使用的方法，建立的小组不超过15个人，尽可能减少每个小组与其他小组的接触。
新成员要加入一个小组，必须经过已在小组里的人的推荐。
组织成员还必须遵守其他严格的规定。
他们被禁止使用电话，被禁止携带书面信息或报告。
特工们不可以连续两三个晚上睡在同一个地方，也不可以在同一个地方接连聚会。
他们尽可能避免在旅馆或集体宿舍中过夜，因为所有在那些地方住过的人都必须填写德国人很容易就能获得的详细表格。
如果一个小组中的某一个成员被捕了，其他成员必须立即转移。
最重要的是，没有人知晓他或她的真实身份——这是卡马斯自己像对待宗教那样严格遵循的规则。
他回忆说：“从踏上法国的那一刻起，为了保护我自己，更为了保护那些我曾经接触过的人的安全，没有人会知道我的真实姓名。”
他的代号是“罗杰”
。
在建立地下组织的过程中，卡马斯不仅与抵抗组织的成员，而且与无数普通的法国公民——男人、女人和孩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纽带。
他在法国的18个月中，他们为他提供住所、衣着和饮食。
当他穿越整个地区时，他从一个家庭转移到另一个家庭，他把他的性命交于他们手中，他们也同样冒着生命的危险。
法国全国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掩护人员，他们从来没有拿过枪或投过手榴弹，但愿意为那些视他们为抵抗组织宝贵成员的人提供安全住处。
与卡马斯密切合作过的一位特别行动处官员尚·菲尔丁（XanFielding）指出：“没有任何那些自命不凡的‘大厨’所表现出来的自傲，也从未想到过奖励或荣耀，他们让我们使用他们的家园……从而承受起了远比任何一个武装的马基斯游击队员更大的生命危险。”
卡马斯后来曾说过，这些人是抵抗运动的核心。
不像优秀的抵抗运动领袖和包括卡马斯本人在内的许多特别行动处的特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战后没有获得奖牌或荣誉，也没有人在任何书中描述过他们。
他说：“让我一直感到很不舒服的是，人们在谈论抵抗运动时，好像那只是由少数男女英雄创造出来的一样。
他们试图把我说成是一个英雄，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曾生活于人民的英雄主义之中……他们牺牲了一切——孩子、伴侣、年迈的亲人和他们的土地。”
正如卡马斯和其他人反复强调的那样，如果没有那些无名的法国支持者，就不会有抵抗运动。
菲利普·德·沃默古曾说：“法国的抵抗力量源于法国自身。
如果没有来自伦敦的武器和器材、训练员和组织者，那么法国人抵抗的效率就会降低。
但抵抗还是会有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没有法国普通百姓提供的有求必应的帮助和勇气，来自伦敦的特工就什么也干不成。
曾经参加过抵抗行动的人要比名单上的人多得多。”
卡马斯之所以坚持严密的安全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把这么多人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后所感受到的沉重的责任。
虽然他的小心谨慎异乎寻常，但他并不孤单，还有好几个特别行动处的组织者也像他一样始终保持着警惕。
所以毫不奇怪，当盟军最终发动进攻时，他们组织的行动是最有效的。
其中就有29岁的珀尔·威灵顿（PearlWitherington），她领导了法国中部1500人的“摔跤手”
抵抗组织——她是唯一一个担任领导职务的特别行动处女特工。
威灵顿在战后写道：“我对我周围发生的事情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因为无论你在哪里，你永远都不知道是否有人在监视或窃听，你必须对一切都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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