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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随意的手势或身体动作，例如在穿过马路之前本能地向右看一下，也可能会给英国特工带来灾难，因为他们忘了法国的道路规则是需要向左看的。
对于她和卡马斯来说，谨慎和怀疑是如影随形的伴侣。
然而，不仅在特别行动处，甚至包括在自由法国运动和整个法国地下抵抗组织中，人们并没有对安全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除了共产党人的小组以外）。
例如，人们普遍无视尽可能少地接触抵抗运动中的其他群体或个人这一基本原则。
法国东南部繁华的里昂市被称为法国抵抗运动的首都，因为抵抗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包括让·穆林都常常会聚集在那里。
一位领导人指出：“你还没走出十米就会撞见一位你得假装不认识的地下组织的同志。”
在里昂召开的秘密会议就只在几个常去的地方举行，这就更容易被法国警察和盖世太保发现。
轻率的风气也很流行。
在抵抗组织的不同层次上，大部分成员都是年轻人。
他们加入了这个秘密组织，但对简单生存所需要的保密措施几乎一无所知。
菲利普·德·沃默古对自己和他的抵抗运动成员们是这样评价的：“我们必须承认，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把整个抵抗行动看成是一场游戏。
尽管严肃而且致命，但只是一场充满了娱乐、兴奋和冒险的游戏。
但是德国人从来就没把它当成一场游戏。”
在组织这些没有经验的抵抗者时，特别行动处的特工们原本应当向他们灌输纪律和安全的意识。
然而，许多特工缺乏这样的训练和气质。
其中包括一名32岁的律师弗朗西斯·萨提尔（FrancisSuttill），他于1942年10月被空投至法国。
萨提尔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法国人，他的任务是在巴黎附近组建一个新的抵抗组织，覆盖法国中部的一大片地区。
萨提尔的代号是“兴旺”
，他将建立取代“卡特”
而被F分部掌控的主要抵抗组织。
几个月来，萨提尔走遍了整个地区，邀请当地的抵抗运动领导人加入他的圈子，组成一个庞大的组织。
到1943年6月时，“兴旺”
成了当时特别行动处在法国国内掌控的最大的抵抗组织，成员包括沙特尔、奥尔良和贡比涅等地的60多个地方团体。
然而，“兴旺”
的庞大组织与运转相对严谨且不灵活的地下抵抗组织的规定是相违背的。
与卡马斯不同的是，萨提尔并没有在他的组织团体之间进行严格的分割。
各个分支机构的成员往往在巴黎及周围地区的同一间安全房屋、同一家餐厅或咖啡馆里聚集，而那些地方正是盖世太保特别注意的场所。
正如卡马斯后来所说的那样：“‘兴旺’的那些人活在梦幻之中。”
那种梦幻般的生活在1943年6月结束了，那是战时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经历的最糟糕的一个月。
6月21日，抵抗运动最重要并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让·穆林被盖世太保逮捕了，在里昂郊区一座安全房屋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六名主要的抵抗运动领袖。
之后不到两个星期，弗朗西斯·萨提尔和两名与他直接联络的特别行动处特工（他的信使和无线电报务员）在巴黎被捕。
在几天之内，盖世太保就像一把巨大的镰刀一样在“兴旺”
的组织网络中收割般抓走了几百名当地的抵抗运动成员，并在法国中部和北部地区搜出了几十个武器仓库。
他们还截获了两部无线电台，其中一部是属于萨提尔的无线电报务员吉尔伯特·诺曼（GilbertNorman）的。
一名巴黎当地的抵抗运动成员立即向伦敦通报了这次大规模的逮捕行动。
几天后，莫里斯·巴克马斯特收到一份电报：“整个‘兴旺’组织都被摧毁了，不要再和‘兴旺’组织中的任何小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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