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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初，当盟军部队在法国战场上横扫了设有飞弹发射场的地区时，飞弹轰击戛然而止了。
然而，伦敦人只放松了几天。
9月8日，德国人又从仍然被占领的荷兰的发射场发射了“V2”
火箭，那是现代导弹的先驱。
这种火箭将继续折磨英国首都直到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几个月。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些比声音跑得更快并且完全无声地接近目标的“V2”
，比它们的前辈更为可怕。
500多枚“V2”
在伦敦及周边地区爆炸，整个城市像遭到了地震那样摇晃，炸死了近3000人。
尽管如此，死亡人数和损失规模还是远远小于在德国火箭计划未受打击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的死亡人数和损失规模。
如果没有对佩内明德的空袭所造成的延误，火箭弹可能会在几个月前就被发射，射程也会更长。
当盟军在盛夏时节北上横跨法国北部之后，德国人被迫只能从荷兰的临时平台发射“V2”
，到伦敦的距离差不多是原来计划的两倍，而且使准确度变得更低。
丘吉尔说：“虽然我们对发射之后的火箭几乎无能为力，但是我们推迟了火箭弹的进攻，并大大减轻了进攻造成的伤害。”
罗曼·加尔比?切尔尼亚夫斯基也在这方面给予了帮助。
当被德国人问及火箭弹的准确性时，他告诉了他们错误的信息，即大部分的火箭弹都坠落在离伦敦几公里的地方。
德国科学家随后改变了“V2”
的轨迹，从而导致其中许多火箭弹都从伦敦上空飞过，在人烟较少的地区爆炸。
战争结束以后，丘吉尔曾无数次赞扬欧洲情报人员的卓越贡献和光荣业绩，他们冒着一切风险以确保“D日计划”
的成功，并帮助拯救了伦敦。
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从事那项危险的工作时却从来不知道它会产生何种效果。
许多年以后，珍妮·卢梭曾描述那种“寂寞，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惧，无尽的等待；不知道冒着危险获得的情报能否被送达，或不知能否被及时地送达而感到的沮丧”
。
放在雷金纳德·琼斯的办公桌上的一份来自一位年轻的比利时情报人员对关于德国无线电通信的报告末尾也提到了同样的感受。
“我们在黑暗中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伦敦对我们工作的任何反应都会受到像我们这样隐蔽的特工的欢迎。
我们希望这将不会受到责备。
因为不管可能会发生什么，你们都可以信赖我们的全部奉献，包括牺牲我们的生命。”
此后不久，那位比利时人就被盖世太保逮捕，后来被处决了。
还有几十名特工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那个画了55英尺长的诺曼底海岸线地图的法国画家，从来也不知道他的作品对夺取胜利的作用。
他和另外15名抵抗成员被逮捕后于1944年6月7日（诺曼底登陆开始后的第二天）被枪杀。
那位负责拆卸在布列兹纳附近坠毁的“V2”
火箭的波兰工程师耶日·赫梅莱夫斯基，也被盖世太保抓获，并于1944年8月在华沙被处决。
最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向英国人报告佩内明德“V1”
和“V2”
活动的特工人员在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时遇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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