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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登陆的盟军部队能在七天内就抵达格勒诺布尔……是因为一路上没有战斗。
阿尔卑斯山已经被抵抗运动组织占领了。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成千上万的人因此免于战死。”
事实上，卡马斯差一点就没能活着看到那一天。
在“龙骑兵行动”
开始前两天，他和另外两名特别行动处特工在德国人的一次路检时被捕了。
他们被送到最近的盖世太保总部接受审讯。
虽然审讯人员不知道他们抓到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罗杰”
，但他们认定卡马斯和他的同事是间谍，并下令将其枪杀。
当卡马斯的特别行动处特工克里斯汀·格兰维尔（eGranville）知道了逮捕事件之后，她立即赶往关押三名特工的监狱。
26岁的格兰维尔是波兰人，本名克里斯蒂娜·斯卡贝克（KrystynaSkarbeka），在特别行动处中因其美丽、魅力和非凡的大胆而出名。
她直接面对盖世太保的负责官员说：美军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卡马斯和其他人被枪杀，他将被捕并接受惩罚。
那位德国官员同意释放他们，但要求获得200万法郎的赎金。
两天之后，从阿尔及尔来的特工把钱带给了她，她把钱交给了那位官员，卡马斯和其他两名特工在处决前两个小时被释放了。
在“D日行动”
之前，盟军指挥官对部队一旦登陆之后，并获得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有效帮助是高度怀疑的。
有些将军认为，抵抗战士与其说是一种帮助，不如说是一种障碍；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提供的任何支援最多只能维持几天。
根据艾森豪威尔总部的一份报告称：“这是可能的，支援行动只有短短的几天，之后供应和热情将开始回落。”
但事实上，正如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所承认的那样，抵抗运动在“法国战役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如果没有他们的大力协助，法国的解放将会耗费更多的时间，并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损失”
。
艾森豪威尔在1945年5月给特别行动处负责人科林·古宾斯的信中详细阐述了在整个欧洲占领区内，抵抗运动的重要性。
他写道：“在这场战争以前的战争中，在所有的战场上，没有一个战区的抵抗运动对主要军事力量作出了如此紧密的配合行动。”
“我认为中断敌人的铁路系统、骚扰德国人的公路运输，由有组织的抵抗力量对整个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的经济和内部安全的持续施加压力，这在我们取得完全和最后的胜利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多诺万也对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情报系统和特工在法国的战斗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中，多诺万写道，解放法国的战斗“显示出了被压迫的人民在得到物资和组织领导的援助之后，可以在支援盟军解放法国的过程中发挥出前所未有的作用”
。
尽管有这些赞扬，对法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抵抗运动价值的评价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道格拉斯·波奇（DouglasPorch）写道：“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在一个有7.5万名法国男人和女人的抵抗事业中，一部分人是抵抗运动战士，一部分人仅为在集中营中遭到了德国人的野蛮报复的无辜群众，其中还有2万人在遭受可怕的折磨之后在法国死亡了，那么这个事业是否真的起到了任何作用？”
波奇坚持认为：“盟军最后是通过超过德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和在战场上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击败德国军队而取得了胜利。
可悲的是，有些人的结论是胜利来自抵抗运动的贡献，那是非常微小的……在战争的战略平衡中，抵抗运动的冲击是微乎其微的。”
波奇并不是唯一认为法国和其他地方的抵抗运动的影响被夸大了的历史学家。
这种怀疑论的产生，部分是对战后发表的有关书籍浪潮的一种回应，那些书籍歌颂了特别行动处及其官员和抵抗运动组织整体的冒险行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缩小了特别行动处所犯的巨大错误。
而且这种质疑甚至更多的是纠正戴高乐将军的观点。
将军认为法国的抵抗力量曾经广泛存在，并且担负了法国解放的主要责任。
虽然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但是戴高乐坚持要在战后把它塑造成一个“必要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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