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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由此能够医治国家的分裂,抹去法国向德国投降并与纳粹正式合作的可耻污点。
法国一位历史学家认为:“戴高乐必须让法国人相信他们曾经抵抗过了。
他们有必要对自己掩盖真相。”
然而,尽管法国主要是由盟军部队解放的,但由一些法国男女组成的抵抗运动也确实在盟军发起进攻前后最需要的时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正如朱利安·杰克逊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抵抗运动,法国仍然会被解放。
但是如果没有抵抗运动,解放法国会使盟军遭受更大的伤亡。”
在杰克逊看来,确实“需要打破一个抵抗运动的神话,但这并不意味着抵抗运动是一个神话”
。
对于那些像艾雷·尼夫那样在战时与被占领欧洲国家的抵抗运动实际打过交道的人来说,历史学家把他们的努力看作是在“资产表”
上某种数字的想法显然是令人极其反感的。
尼夫在战争爆发20年后写道:“近年来,英国专业历史学家描述与纳粹进行地下战斗的人们的行动和错误的意图产生了一种令人不快的气氛。”
“学术专家试图贬低抵抗运动对战争的贡献。
如果他们自己曾参与过行动的话,他们就不会以那种方式来写。
没有一个真正了解特工离开英国前往占领国家情况的人会接受如此的自以为是。”
其他人,如盟军远征军最高指挥部(SHAEF)副总司令亚瑟·泰德(ArthurTedder)空军上将就曾经争辩说,关于法国抵抗运动军事贡献的争论偏离了一个重要的基本点。
泰德写道:“虽然抵抗运动的军事成功无疑是值得的,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完全不同的基本点上来评判法国的抵抗运动……它的最大胜利就是能在整个黑暗时期保持了法国精神火焰的燃烧。”
加入抵抗运动让法国的男男女女能够摆脱孤独和羞愧,获得一种融入社区和自尊的感觉。
在收复他们国家的进程中,他们也重新解放了自己。
埃里克·塞瓦雷德是关于法国战时经验最睿智且最具说服力的作家之一。
他在那本出色的自传《不那么疯狂的梦想》中指出了这一点:“在他的军队和国家被打败之后,那个人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
不管他身体有多么健康,他总是觉得自己有病。”
他还进一步分析道:“战败后的条约是不算数的。
不管他是否曾英勇战斗过,不管他的军队是否曾有机会取胜,也不管他是否曾被叛国的领导人出卖过,他将永远是一个瘸子。
别人来帮助重建他的国家是不够的,如果他想重建他的国家,他必须再次行动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法国人最终会采取那样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等到盟军士兵保证了他们的生命安全之后再采取行动的原因。
他们总是在我们到达之前,有时只在几天之前,在每个村庄和每个城市起义,做一些鲁莽甚至是无用的事情。
但它却总是壮丽多彩,留下了不朽的回忆。
一名盟军士兵在看到一位法国农民用一枚手榴弹和一把手枪攻击德国人的机枪阵地时会不由自主地摇起头来。
他会说,那个家伙疯了。
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位农民必须那样去做,即便他因此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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