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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更倾向于对人性的理解：为了能在战争中活下去，一个人可能会被迫与德国人打交道，但是“你不必让他们感到舒适”
。
经历过德国占领法国的历史学家斯坦利·霍夫曼对“合作”
有另一个更为复杂的定义。
霍夫曼把“合作”
分为两类：一类是人们为了生存而不情愿地接受不得不做的“合作”
；另一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积极帮助敌人的自愿“合作”
。
然而，不管“合作”
是如何被定义的，那些被认为有罪的人在战争结束后都遭到了来自民间自发的“暴力”
报复。
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在每一个被占领的国家，抵抗组织成员和其他公民都满腔怒火地行动起来，惩治那些曾经的告密者和“合作者”
。
“他们完全无视了个人的公民权利，就像在战争期间那些‘合作者’对抵抗运动组织成员所干的一样”
。
在法国，这种复仇尤其凶猛，它在那里被称为“野蛮净化”
。
在战争刚结束后的几天至几周里，数千名法国公民就被自己的同胞杀害了，其中许多是被共产党人和其他抵抗团体的成员杀害的。
对这些即时被处决的人数估计差别很大，从6000人到40000人不等。
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把这个时期称为“法国历史上更为肮脏的时期之一”
。
他指出，一些据称是以正义名义实施的杀戮事件，后来被揭露全是出于“个人恩怨和嫉妒”
。
在被占领的国家中，被指控进行“水平合作”
即与德国人发生性关系的女性，也遭受了公众的广泛攻击。
她们的头被剃光，在无数城镇的街道上像牛一样被牵着游行，她们经常被剥光衣服，有时甚至会被殴打或被人在身上涂上柏油、粘上羽毛。
旁观的人群则会嘲笑并辱骂她们。
目睹了战后这场“暴力**”
的英国和美国士兵以及战地记者们，对原本认为是文明的欧洲人的这种“不容忍”
行为感到震惊。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被占领欧洲所遭受的，特别是最后一年里占领者的残暴行径，或者是对曾经珍视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欧洲大陆至少有五年毫无法治的战时环境几乎一无所知。
一位波兰抵抗运动组织成员在战后写道：“没有在德国统治下生活过的人们……会很难理解，每一种道德戒律、传统习惯或对冲动的限制都完全消失了。
除了掉入陷阱的动物的绝望外，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用一切可以想得到的手段，为生存而进行着**裸的搏斗，反抗一个决意要摧毁我们的敌人。”
令人震惊的欧洲“复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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