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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就平息下来了，个人的复仇行为最终让位于由政府机构对“合作者”
进行的官方审判。
作为战后欧洲历史研究权威的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Judt）指出：“在1945年的情况下，完全重建法治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毕竟在此之前，整个欧洲大陆从未像现在这样在这么大的范围内定义一套新的罪行，并让罪犯受到正义的惩罚。”
在审判“合作者”
时，法国面临着一个特别困难的窘境。
它自己的政府和工商界、文化界以及社会精英中的大多数人都犯了“合作罪”
。
面对如此大量的与敌合作案件，法院在确定起诉和惩罚方面都有一定的选择性。
到1945年底时，只有约90000人受到调查或遭到逮捕。
其中一半多的人被判定犯有战时罪行，18000人被判处徒刑，其余则受到包括罚款在内的其他制裁。
与此同时，少数几个著名的法国人因战争罪而被处决，其中包括维希政府总理皮埃尔·赖伐尔。
贝当元帅也被判处死刑，但因他年事已高，身体虚弱，最终改判无期徒刑。
在欧洲其他国家，追捕“合作者”
的网络则张得更开。
在挪威，尤其如此。
战后的挪威政府逮捕并审判了占全国人口总数2％的“合作者”
。
维德孔·吉斯林的亲纳粹组织——国家统一党的所有55000名成员都遭到审判。
其中，17000人被判处徒刑。
在荷兰，有近10万人——稍高于全国人口总数的1%，因战争罪被判刑入狱。
其中超过一半的人是荷兰纳粹党的成员，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荷兰的党卫军中为德国人而战。
在比利时，有56000名——约超过比利时全国人口总数0.5%的“合作者”
被送入监狱。
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有多少公民与德国人合作的问题实际上是无法回答的。
尽管在这两个国家中必定会有与德国人合作的人，但是捷克共产党政府和波兰共产党政府更多的时候是利用与法西斯合作的指控来打压他们的政治对手，其中包括许多曾经参加了抵抗运动或在战争期间与西方盟军并肩战斗的捷克人和波兰人。
在审判那些帮助过敌人的人时，被占领国家几乎没有追查曾协助纳粹大规模屠杀欧洲犹太人的合作者。
在战争中估计有700万波兰、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平民死亡（波兰平民的死亡人数为560万人，占七国死亡人数的80%）。
其中近13是犹太人，他们大多数是在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中被谋杀的。
当德国在1941年底开始实施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时，它相当依赖被占领国家傀儡政府的合作。
在法国，维希政府不仅遵奉纳粹的指令，而且所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了德国人的要求。
实际上，法国在1940年投降的两个月之后，维希政府就在其管辖的国土上实行了反犹政策，那时还没有收到柏林的命令。
在被法国下了驱逐令的7600名犹太人中，超过90%的人随后被法国维希政府的警察逮捕。
在其他被占领的国家中，当地政府与德国人的合作还不算太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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