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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都没有像维希政府那样的本国傀儡政府，他们都是由德国军方或民政人员管理的。
不过，正如荷兰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德国人“需要并得到了当地行政机构的帮助……将犹太人在社会中孤立起来，并将他们最终送到灭绝营去。”
在所有这些国家，纳粹在早些时候已将他们认为不是亲德的公务员和警察赶出了政府。
然后他们就依靠余下来的人为纳粹办事，而那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非常认真地去完成任务的。
当地警察和“民兵”
的职责之一就是参与纳粹集结并运送犹太人去集中营的工作。
“合作者”
人数远远超出了当地的官僚机构和警察部队的人数，许多普通公民也参与了“合作”
，向德国人举报或以其他方式背叛的对象常常是他们的邻居、朋友或熟人中的犹太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人实际上参与了谋杀犹太人的事件。
最臭名昭著的案例也许是1941年7月，在波兰耶德瓦布内村发生的大屠杀。
那个地区的一些波兰人在德国军队的敦促下杀死了300多名犹太人。
尽管战争结束已经有70多年了，哪些国家和个人应对“大屠杀”
负责依然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对于那些有少数公民帮助纳粹执行对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曾被德国人占领的国家来说，他们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呢？或者，更进一步地追问，他们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对帮助犹太人避免被大屠杀做得很少或什么也没有做，又该承担多少责任呢？
对这种普遍的冷漠有很多解释。
在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整个欧洲大陆的反犹偏见是很强烈的，即便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是如此。
即使犹太人在西欧比在东欧国家更好地融入了社会，他们往往还是被认为是外人。
朱利安·杰克逊说：“在法国被德国人占领的前两年里，人们对犹太人的态度可以从漠不关心直到内心敌视。
人们的头脑中有着更为紧迫的问题需要考虑。”
其他被占领国家的民众的情况也是如此。
作家艾尔莎·范·德·拉肯（ElsavanderLaaken）在战争期间还是海牙的一个孩子。
她说，在荷兰“恐惧和对自己人（荷兰人）的担心也让人们驻足不前。
人们害怕失去工作或被监禁……人们都以自我为中心。
你自己的家庭总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你可能会看看你能为别人做点什么，但前提是不能危及自己和家人”
。
战后，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选择遗忘他们曾经对犹太人命运的漠不关心。
这种有意的遗忘在法国尤为明显。
战争结束20多年后，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和电影制作者终于开始揭示这个国家战时经历的事实。
《悲伤与怜悯》是1969年由马塞尔·奥菲尔斯（MarcelOphuls）拍摄的一部纪录片。
他通过一系列不同视角的拍摄，仔细审视了由于纳粹对法国的占领，打破了一个国家团结抵抗的传统观念，并突出了维希政府与纳粹的合作，特别是在对犹太人的驱逐方面的画面。
这部纪录片在法国引起了极大争议，被法国电视台和大多数电影院禁演。
最后只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一家电影院里上演了。
又过了24年之后，法国才正式承认战时维希傀儡政府曾与德国人共谋，迫害和驱逐在法国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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