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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第四天的早晨，在英国商业机构员工的提示下，他才幸运地找到了一艘名为“布鲁姆公园”
的苏格兰旧货船。
船长同意将他们运送到英国去，但要求尽快启程，因为在通往波尔多的道路上，袭击难民的德国飞机已经开始在港口轰炸船只了。
事实上那天下午，一艘停在“布鲁姆公园”
号旁边的货轮就被一枚炸弹炸中而严重受损。
与此同时，根据多特里的命令，约里奥-居里和他的同事以及重水罐也抵达了波尔多，准备和萨福克一起去英国。
法兰西公学院的队伍推搡着挤过了集结在码头上的拥挤的人群，惊愕地看着这个满脸胡子，看上去像一个“蓬头垢面的海盗”
的人，站在“布鲁姆公园号”
的跳板边上迎接他们。
手臂上文着文身的萨福克赤着胳膊将他们迎上了船，手中挥舞着一根马鞭，大声招呼着船员将重水罐搬上船。
6月19日天亮之前，“布鲁姆公园号”
起锚出航开往英国。
上了船的几十名科学家中包括路易·科瓦尔斯基和汉斯·冯·哈班，但约里奥-居里不在其中。
尽管萨福克再三邀请，他最后还是决定不离开法国。
因为他不能抛弃患了结核病的妻子和留在亲戚那里的两个孩子。
然而，在船舶开航之前，他告诉科瓦尔斯基和哈班要与英国人紧密合作，继续进行核裂变的实验。
在平静的航程中，萨福克伯爵向科学家们提供香槟来安抚他们紧张的神经。
“布鲁姆公园”
号在6月21日到达了法尔茅斯的康沃尔港。
萨福克以他通常的方式，安排了一辆专列，在武装警卫的保护下，将科学家、钻石、机床和重水运送到伦敦。
6月22日凌晨，未来的首相，而当时只是供应部部长秘书的哈罗德·麦克米伦在他的公寓里被电话唤醒了，他被告知立即到他的办公室去。
他在那里见到了“一个外表有点受伤，没有刮脸的年轻人。
但那个人明显具有一种高雅并威严的气质”
。
这是他与萨福克伯爵的第一次会面，萨福克向他介绍了他在法国救出来的那些宝物。
用麦克米伦的话来说，其中包括“称为‘重水’的那些东西”
。
麦克米伦在几年后回忆道：“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重水，而且因为过于困惑也没敢问。”
他记得最清楚的是萨福克本人，“一个真正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人”
。
麦克米伦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一生中有幸遇见过许多豪爽的官员和勇敢的人，但我从来没有在一个人的身上看到勇气、博识的气质和魅力能够那样美妙的结合。”
第二天，萨福克陪同哈班和科瓦尔斯基去了伦敦的西部大酒店与英国的主要科学家们会面。
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英国的一些物理学家，包括逃离纳粹德国和奥地利的几名难民科学家也在进行实验，以确定核裂变的可能性。
但战争爆发以后，更紧迫的事情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包括建立一个雷达系统以探测正在飞来的敌机。
尽管如此，在1940年初，英国六位顶尖科学家说服英国政府认识到发展原子弹是一个尽管可能遥远，但却明显具有可能性的事情，由此诞生了“M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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