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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爆炸军事应用）委员会。
与德国政府对应的机构一样，MAUD开始在全国各地的实验室里监管与铀有关的所有研究。
在与哈班和科瓦尔斯基讨论之后，英国科学家们意识到约里奥-居里的团队在这方面的工作不知比他们要领先了多少。
他们立即邀请法兰西公学院的核物理学家们加入他们的团队。
同时，萨福克和供应部的同事们也在辩论如何保存重水，有一名官员说：“这可能会被证明是对我们的战争努力所做出的最重要的科学贡献。”
在重水伦敦郊区沃姆伍德·斯克拉比斯“监狱”
的牢房里短暂存放之后，供应部的官员终于找到了存放它们的理想地点。
经乔治六世国王的批准，它们被存放到温莎堡深处一个严密守卫的存放英国女王皇冠的地方。
科瓦尔斯基和哈班加入了剑桥大学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工作。
由于担心剑桥大学位于预计中的德国入侵的必经线路上，实验室的大部分已被撤离。
在1940年余下的日子里，随着英德两国空军在英国领空的空战愈演愈烈，两名物理学家使用他们带来的重水继续进行核裂变实验。
到1941年初时，他们的研究成果使英国领导人相信，有了足够的铀和重水就可以建造一个核反应堆或一颗炸弹以影响战争的进程。
英国首屈一指的物理学家，因为发现中子而获得了193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詹姆斯·查德威克（JamesChadwick）回忆说：“我至今仍然记得1941年的春天。
我当时意识到制造原子弹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无法回避的。”
然而，饱受战争**的英国人没有巨大的经济能力和工业资源来完成这么大的项目。
为此，他们不得不转向中立的美国，在那儿也有许多实验室在进行核裂变的研究，但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实验室的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Enrii）和哈罗德·尤里（HaroldUrey）才被公认是与法兰西公学院团队旗鼓相当的对手。
然而，尽管费米、尤里和他们的同事们都认识到反应堆可以用来生产炸弹，但是他们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像科瓦尔斯基和哈班那样先进的程度。
在1941年中期，MAUD（铀爆炸军事应用）委员会向美国政府送出了一份报告，要求尽快发明原子弹。
几个月后，哈罗德·尤里访问了英国，与科瓦尔斯基、哈班以及英国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们进行了讨论。
那份报告和那些商讨促成了曼哈顿计划——并最终于1945年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
科学史作家斯宾塞·韦特（Spe）指出：“如果英国人没有在1940年和1941年认真进行核裂变的实验，如果他们没有推动美国人采取行动，要在战争结束前造出原子弹是不可能的。”
他补充说道：“如果哈班和科瓦尔斯基没有在1940年6月来到英国，英国肯定不会有核反应堆的计划。”
因为救助法国科学家和重水的行动在当时是最高的军事机密，萨福克伯爵在这一行动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得到公开的承认。
在1940年6月27日举行的议院“闭门”
会议上，供应部长赫伯特·莫里森（HelbertMorrison）告诉议员们，他们正在法国执行一项任务以挽救宝贵的材料，“其中的一些有着几乎无法估量的科学重要性”
。
他补充说道，一位他没有提供名字的供应部官员负责进行了这次抢救行动。
在几个月之后，萨福克将为政府执行另一个重要并更危险的任务。
这一次，英国公众将会充分了解他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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