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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跳伞的飞行员降落到了伦敦郊区一个私人网球俱乐部旁边的矮树丛里。
三名在等人打双打比赛的俱乐部成员看着他降落，他们帮助他脱离了树丛，然后不再等他们预期中的第四个人，而是问那个飞行员是否会打网球。
当年轻的飞行员说他会打后，他就穿着借来的白色法兰绒球衣和球拍上场了。
为热情奔放的欢迎所感动，一位兴高采烈的波兰飞行员对伦敦作了这样的评价：“我的上帝，这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
其他的外国飞行员也一样感到非常高兴！
在整个战争期间，来自附近空军基地的欧洲飞行员和从较远地区的驻扎地托布鲁克和的黎波里回英国休假的士兵都涌入英国首都，寻找放松、友情、欢快和浪漫。
埃里克·哈泽尔霍夫·罗尔泽马在从荷兰首都逃离之后就一直在为战争而忙碌。
先是充当荷兰情报机构的情报员，后来成了皇家空军的飞行员，最后成为威廉明娜女王的军事助理。
他回忆说：“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未来也不确定，但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哪怕只是喝一杯啤酒。
我们在一起喝酒，把我们的女朋友带到同一个夜总会——斯维大使馆俱乐部400号。
挪威人、荷兰人、波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全在那儿——每个人都挤在那些很小的舞池里”
，成双成对紧紧地拥抱着，随着《伯明翰广场上的夜莺之歌》《你让我那样心烦意乱》《我将会来见你》等伤感的流行歌曲而尽情摇摆。
香烟的烟雾卷曲盘旋升到了夜总会的天花板上，浪漫和性感也弥漫在空气之中，传统的道德观念被抛到了一边。
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Bowen）曾写道：在战时的伦敦，“空气中散发着勇敢的气味……一种与结婚无关的倾向。
整个国家都在传说伦敦的每个人都坠入了爱河”
。
在所有的欧洲人中，自由法国的战士和波兰飞行员在赢得英国女性的陪伴和情感方面最为成功。
她们被他们的冲动、大胆和洋溢的生命热情所吸引。
温斯顿·丘吉尔的小女儿玛丽和小说家南希·米特福德（NancyMitford）就是米特福德所说的众多受到“自由的青蛙”
所吸引的人。
在那场战争中，著名的米特福德姐妹中最年长的南希，曾与三名法国人交往，并深深地爱上了他们中的一个——机智、世俗、不可救药地追逐女性的戴高乐的参谋长加斯顿·帕莱夫斯基（GastonPalewski）。
他们之间那种疾风暴雨般的关系，一会儿好、一会儿闹，一直持续到米特福德1973年去世前。
然而，因为吻手礼仪并喜欢送花，波兰人在女士们中赢得了最有勇气的美誉。
丘吉尔的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JohnColville）曾经问过一位女性朋友，一位伯爵的女儿，作为一名波兰空军军官的志愿者司机有何感受？她回答说：“嗯，我整个白天都得说‘是，先生！
’而整个晚上都得说‘不，先生！
’”
一名英国女子学校的校长曾上了报纸的头条，她告诫毕业班的学生如何在外面的世界中避免落入生活的陷阱时是这样结束她的演讲的：“请记住，远离杜松子酒和波兰飞行员。”
这种警告被大众忽视了。
事实上，许多年轻妇女成了波兰人的追求者或被追求者。
不仅英国人是这样，为《科利尔》杂志作战争报道的欧内斯特·海明威（ErHemingway）的美丽漂亮的美国妻子玛莎·盖尔霍恩（MarthaGellhorn）在为她举办的一次伦敦鸡尾酒会上，也忽视了其余所有的客人而“全力关注几名波兰飞行员”
。
在当时的日记和信件以及后来的回忆中，一些波兰人带着几分惊愕描述了他们战时的浪漫。
一位波兰飞行员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就女人而言，我们只是无法从她们那儿脱身。”
当303中队的一位飞行高手在他80多岁时回忆起那些日子，他笑着说道：“我认为，应该为英国妇女立一些纪念碑，一些大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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