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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对我们非常之好！”
尽管波兰人与英国女性和整个英国公众交往的经验令人愉悦，但这也随之带来了一些损害公众情绪的副作用。
波兰人（以及许多英国人）困扰地发现：当他们的国家处于战争之中，当他们的天空和城市经常充满了烈火和死亡时，英国上流社会的行为似乎像什么也没有改变一样。
像其他的欧洲流亡者一样，波兰人目睹了自己国家惨遭破坏，并且认识到他们被迫离弃的家人和朋友现在正生活在德国（对波兰人来说，同时也是在苏联）的占领之下。
然而眼下在英国，上流社会被他们所吸引，他们在电影和新闻里展现魅力——他们非常享受这一切，但在享受的同时又时常感到内疚。
在许多波兰人中，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尽管大多数人非常亲切友善，但英国人对他们和他们的国家并没有真正地理解。
例如，在对波兰飞行员的战斗进行报道时，英国新闻界的惯用手法在波兰人看来是不准确的，并对他们和波兰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固定观念。
在许多故事中，波兰人被描绘成独具魅力的外国人，说话方式有趣，并是野蛮的浪漫主义者，活着只是为了杀死德国人。
（有一张报纸的标题设法概括了两方面的陈词滥调：轰炸第三帝国刺激了波兰人——我们今晚出去，是吗？）
波兰作家阿尔卡迪·费德勒（ArkadyFiedler）1943年在英国出版了一本关于303中队的书。
他认为英国对303中队提供的宝贵服务的最好谢礼是“更好地了解波兰人。
诚实地、个性化地了解他们；反复、深入地了解他们，抛开偏见和先入为主，了解真实的波兰人。”
其他正在努力融入英国社会的欧洲流亡者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
但是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和保守并受约束的英国人之间的障碍太大了，以致难以跨越。
奥地利小说家希尔德·施皮尔（HildeSpiel）后来在一篇关于她在伦敦的战时经历的文章中写道：“由于英国一直把自己描述为‘欧洲的一部分’而不是‘在欧洲之中’，所以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是在英国，但我们不是‘英国’。”
急于“拥抱英国的一切”
，斯皮尔和她的德国丈夫、作家兼记者彼得·德·门德尔松（PeterdeMendelssohn）不断地被微妙地提醒他们并不完全属于英国。
当他们访问门德尔松的英国出版商和他的妻子时，以斯皮尔的话来说，他们被教以“英国生活的基本规则”
，但那又似乎与主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背道而驰的：“不要大惊小怪，不要问个人问题，不要触摸茶壶（这是为女主人预留的）。”
而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低调，并紧紧咬住自己的上唇”
。
在大轰炸的**期间，斯皮尔和她的小女儿从伦敦撤离，在牛津的一个家庭里避难时，她接受了同样的体验。
当某一个星期天午餐时，一位邻居告诉她：主人12岁的儿子喜爱的狗刚被一辆车撞死了。
当男孩泪流满面时，他的父母瞪着他，母亲命令他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就在那时，斯皮尔忍不住自己的眼泪，跑着离开了桌子。
她写道：“我为狗而哭泣，我为孩子被压抑的感情而哭泣，我为对奥地利的思念而哭泣——在这个国家里，当一个人悲伤的时候可以无拘无束地哭泣。”
她记得：当她离开房间时，“没有一个人看着我，也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
。
对于斯皮尔和成千上万战时流亡英国的欧洲人来说，这种痛苦和对失去的国家及失去的生命的思念，是他们心中无法去除的痛。
无论英国人多么好客，无论英国人的善意是多么真切，也无法慰藉他们心中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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